首页 -> 2008年第6期
“用存典刑”
作者：李 乐
用：《册府元龟》是宋四大书中最大的一部，在清《四库全书》中其卷帙也仅次于《佩文韵府》而居第二(《册府元龟》为27269页，《佩文韵府》为28087页)。修撰这么一部大书。动用近二十位文人大臣，花费九年时间，这样浩大的工程到底为谁服务，有什么作用呢?
关于这一点，真宗自然胸有成竹。景德三年(1006)四月真宗在崇文院听取了编修官汇报后说道：“朕此书盖欲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谁是“开卷者”呢?同年十二月真宗赐给王钦若的手札中有明确表示：“朕于此书，匪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鉴戒。”可见此书首先是编给真宗自己看的，便于“听政之暇，资于披览”；其次给后世“君臣父子”，以使“有所鉴戒”。既然此书是专门针对统治者的需求编修的。那么统治者尤其是宋真宗的需求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次是真宗自己在位期间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宋真宗看来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方面要继续宋太祖、太宗的“重文轻武”政策，以免重蹈唐末及五代兵乱之害；另一方面要继续利用儒、释、道各家思想，以削弱百姓反抗思想，培养顺民。因而真宗重视文化事业，《册府元龟》的诏修便是其中之一。这部书中充满了谶纬图篆之说，给整个皇室笼罩了神秘色彩，顺应了宋真宗维护皇权和愚民的需要。此书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书成之后，真宗改题为《册府元龟》，“册府”指大量收藏的图籍，“元龟”指重要的借鉴，其意为此书源自大量图籍，可供封建统治作借鉴，书名即显示出这部大书严肃权威的形象。
存：诸多内容以什么形式保存、如何保存，这就涉及宋真宗对于此书编辑体例的思考及其管理思想。《册府元龟》1000卷，31部，各部之下又分若干门目，并均以年代年号次序编纂，全书体例一致，取舍严谨，没有其他类书所存在的杂滥现象。《册府元龟》的体例是在真宗的关怀下建立完善起来的。景德三年四月修书之始，真宗就到崇文院遍阅《君臣事迹》门类，询问全书的次序，明确部有总序，门有小序，由编修官分别撰写。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真宗审阅时认为序出多手，体例不一，要求杨亿重新审定，史称：“初撰篇序，诸儒皆作，帝以体制不一，遂择李维、钱惟演、陈彭年、刘筠、夏竦等，付杨亿审定，赐令名，为序冠。”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曰：“其间义例，多出真宗亲定。”
不仅如此，真宗在编修人员的任命和管理上也颇有独到之处。景德二年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率同修者十五人共同编修《君臣事迹》，二人个性截然相反，王钦若善于阿谀奉承，被称为“五鬼”之一；杨亿则天资聪慧，率直刚强。在修书的漫长八年中，真宗安排王钦若与杨亿共同负责，是用人上的失误，还是另有深意呢?我认为真宗对二人的不和不可能没有一点觉察，之所以如此安排是意图公私兼顾——为公希望编修一部高质量的传世大书，为私则希望能够顺应自己的心意，站在自己的立场编书。杨亿善文，王钦若善奉迎，二者对真宗缺一不可。修书过程中，真宗使杨亿负责体例的草拟、篇序的审定，“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亿窜定方用之”。为保证《册府元龟》的质量，杨亿付出的精力最多。王钦若则善于迎合真宗崇道的癖好，修书期间还另编有《翊圣真君传》、《列宿万灵朝真图》、《天书仪制》等道书。在他的主持下，《册府元龟》帝王部专列“征应”、“符瑞”、“奇表”、“神武”、“命相”等门，充满了天意神权的思想。王钦若迎合面谀、机诈取巧的做派也颇能满足真宗的虚荣心，《玉海》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景德四年九月戊辰，上谓辅臣日：‘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法典，异端小说咸所不取。观所著篇序，援据经史，颇尽体要，而劝诫之理，有所未尽也。’钦若等日：‘自缵集此书，发凡起例，类事分门，皆上禀圣意，授之群官，间有凝滞，皆答陈论。今蒙宣谕，动以惩劝为本，垂世之急务也。’”细观此语，太宗肯定了《君臣事迹》的体例和选材标准，批评序言评论部分有未尽之理，钦若在回话中将优点归于“上禀圣意”，将需要改进的“劝诫之理”提到“垂世之急务”的高度，马屁拍得震天响，却又不着痕迹，难怪他能够稳坐“总编”的位置。可见喜欢阿谀逢迎的小人是封建皇帝的通病，真宗也未能免俗。
王钦若“修《册府元龟》，或褒赞所及，钦若自名表首以谢，即缪误有所谴问，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其所为多此类也”。据说这种归功自己、诿过同僚的为人作风激怒了其他编修官，竟搞了一场恶作剧：由陈越躺下假装死了的王钦若，石中立假扮王钦若的妻子，在王钦若尸体旁痛哭，众人假装为王钦若吊丧出殡，演出了一场为王钦若送葬的戏。杨亿则更是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与王钦若接席而坐或同处一室。可见《册府元龟》编辑部人事矛盾颇为突出，也许正因此真宗在人事管理上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保障了《册府元龟》的编修质量，避免了王钦若将此书编成另一部道书。首先，真宗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自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历，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奖，庶分勤惰。委刘承珪专差人置历。”编者与所编文字挂钩，成绩与功过一览无余。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绩效考核制度的描述。其次，真宗的监督和激励工作颇有成效。据张耒《明道杂志》记载，真宗使陈彭年负责审稿工作，“彭年博洽，不可欺毫发，故谬误处皆签贴。有小差误必见。至有数十签”。编审分离的方法、专家精细的审稿都是确保编修质量的有力手段。再次，真宗还善于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激励编修者，据《资治通鉴长编》、《玉海》等书记载，真宗于景德三年四月、景德四年八月、大中祥府六年(1013)八月等时间多次对编修官赐坐、赏器币，“赐坐”属精神激励，“赏器币”属物质激励，无疑都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