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2期
忆１９５８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作者：萧 克
肯定学院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缺点错误只是写有“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彭德怀“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
我当时在北京参加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的对这个报告的讨论。我明确表示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中主要倾向”的估计，对把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更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不能说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黄克诚不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报告的评价是适当的。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认为，报告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似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错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这样一讲，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怎样看的问题。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就连训练方针甚至建军方针都否定了。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庆祝苏军建军30周年的讲话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其中说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就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它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平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还引证了政协《共同纲领》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彭德怀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认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以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事情到这时，也只是认识上的分歧。谁知，这些分歧竟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突如其来的风暴
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于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会议由我主持。反贪污浪费，大家认识都一致。讨论到反右倾和反教条主义时，又发生争论。大家对前段传说“训总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等不满，认为应当肯定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原在训总工作、批评军训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一位负责人，大家意见很大，一时言辞比较激烈，说了一些过头话。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事情起了变化。总政治部派来工作组，工作组负责人一来就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还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XXX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会议风向急转，基调变成厂反教条主义。
这时，一场政治斗争的风暴突然降临。
我接到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暂时休会。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议的。当时，“大跃进”势头已起，毛主席想借此促一促军队工作，以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会议开始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变成了主题。
我起初对这个变化感到纳闷，一年后，1959年8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透了底，原来从中作祟的是林彪。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我刚回京时，XXX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荤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XXX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不仅变了主题，而且把反教条主义上升为“路线斗争”，认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伺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有人说，八年来“军队的建设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和中央军委的路线相违背的、教条主义的、军阀主义的、违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建军路线”。并且说这个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军原则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期间，6月23日、29日，毛主席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他还不适当地批评了刘伯承。
毛主席讲话以后，批判的温度又上升了。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赴京，一下火车就要直接到会场上作检讨，结果因身体不好，特别是因眼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