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2期


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

作者:汪向同




  冀朝铸早年在美国读中学时,学校的校刊要为每个学生登一幅自己画的漫画像,他画的自己的形象是:人坐在那里,左半身穿着长袍马褂,背后是一座中国的佛塔;右半身穿的西装,背后是纽约的帝国大厦;整个脸是中国人的睑。据他说,这是要说明:首先,自己是中国人;其次,自己一方面有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又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学习,所以跟中美两国都分不开。想不到,这幅画竟对他的一生都有了象征的意义。
  朝铸于1950年夏天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国,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的是抗击美帝的侵略。后来他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十七年,工作的内容也大都围绕着建立和发展反美反帝的国际统一战线。随着国际“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从70年代开始,朝铸更是主要从事有关中美关系的工作。
  1970年,朝铸已经40岁了。周总理曾多次说过,“口译在40岁以后就应该转行。”他说:“口译非常辛苦,年纪大了,身体也受不了。另外,当了一段的时间的翻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当时,朝铸曾做了到外国语学院教书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突破。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找朝铸谈话,告诉他中美两国已经有秘密接触,要他今后参与这项工作。
  1970年国庆,朝铸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在“文革”前,他每年国庆都要—卜天安门当翻译,但是“文革”开始后,他多次被打倒、下放,再没有上过天安门。现在又让他上去了,他自然非常高兴。他的任务是站在中央领导同志附近,随时准备担任翻译。
  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铸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铸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当时毛主席也只是同斯诺寒喧了几句,然后表示:“以后我们再好好地淡。”后来在12月,毛主席接见斯诺,并作了长谈。
  这年11月10—15日,巴基斯坦总统亚赫亚·汗正式防华,周总理和他就两国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朝铸是中方的主要翻译。会谈结束后,亚赫亚·汗说他希望单独同总理谈一谈,不需要别人,最多只要一个翻译在场。周总理就叫朝铸:“小冀,你同我们来吧!”朝铸就跟随他们上了楼,进入一个小房间。就座以后,亚赫亚·汗对周总理说:“在我起程访华之前,去美国见了尼克松总统,他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中国政府转达他的意思:美国绝无意同苏联联合起来反华,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对话,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各种分歧。美国政府期待着最终同中国走向友好。”周总理感谢亚赫亚·汗转达的口信,并表示将给以答复。
  在此之后,中美之间除进行了一场成功的“乒乓外交”外,还有数次书面往来。这些往来文件都是由朝铸和唐闻生经手的。除了他们两人和王海容以及其他极少数有关人员外,部里再没有人知道此事。因为中美两国由二十年的相互敌视而走向友好,当时在国内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在问题解决之前必须严格注意保密。美方在这方面考虑得更多,曾一再向我方表示,除现有渠道外,不能再通过任何其他渠道和人员。因此,在中美秘密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朝铸和其他几位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都自觉地不同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谈及此事,所以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
  
  我回北京,他失踪了
  
  1971年夏天,我囚在江西“五七干校”去农村锻炼时病倒,回北京来养病。朝铸去火车站接我回家后,稍加安顿,就说还有急事,匆匆忙忙地走了,一直到夜晚也没有回家。朝铸自从1957年开始为周总理当翻泽后,经常一去不返,不分昼夜,我对此已习以为常。这天虽然是久别重逢,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一番。第二天下午,外交部的一位同事来为朝铸取衣服,说他暂时不回家了。我问何时能回来,她也不知道。就这样,朝铸神秘地“失踪”了好多天。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那天(7月9日)正是基辛格博士经由巴基斯坦秘密到达北京的日子,他陪同叶剑英元帅到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迎接了丛辛格一行。当天下午,基辛格就同周恩来总理开始了会谈,一直淡了十几个小时。接着,叶剑英和黄华又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直到11日他启程回国。在几天的会谈中,朝铸和唐闻生轮流担任翻泽。由于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事先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事后又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所以朝铸也就多日没能回家。
  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与我方研究如何起草两个公报,一是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的公报,二是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的联合公报。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为了这个“共同语言”,朝铸他们那几天几乎没有睡什么觉,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是如此。
  例如关于如何表达尼克松访华的问题,美方总怕使人感到尼克松是因为有求:厂中国而来;我方则要明确表示,尼克松来访并不是出于中国的请求,而足他自己要来的。为此就在推敲词句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往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有几次谈判几乎形成了僵局,但依靠周总理的智慧和黄华、章文晋等同志的努力,一次次挽回了局面。
  1971年7月15日,即基辛格秘密回国几天之后,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协议。具体的文本大致是这样的:得知尼克松总统表示的要访华的愿望,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日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更困难的问题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如何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联合公报。当时双方在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美方一开始就想尽量地和稀泥,把双方的观点都搞得模糊一点,以表示双方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我方坚决反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主张按求同存异的原则办事。最后,双方同意公报中有一部分可以各抒己见,但首先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当然就是台湾问题。经过一段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妥协办法,即在肯定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各自表明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应该说,基辛格这次确实是立了一功,他想出了一个“海峡两岸”的妙语,解决了公报措辞中的一大难题。
  
  尼克松把手伸向周总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陪同尼克松访华的有他的夫人和罗杰斯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
  给朝铸印象最深的是,尼克松一走下舷梯,就把手伸出来准备同周恩来总理握手。朝铸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纠正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肯同周总理握手的错误。
  据朝铸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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