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2期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
作者：李慎之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是乔木同志七十寿辰，但是为了给定于九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文件，他过了“五一”就带着我们这一班人上玉泉山了。比我更了解他的同志说，当时是乔木心情最舒畅的日子：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大批冤假错案基本平反，林、江两集团案件已经审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征程初始，捷报频传，他个人与许多老朋友的交谊已逐步恢复。在玉泉山，他不但主持十二大的文件起草工作，而且负责处理许多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就在这年六月份作过一次论证为何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精彩讲话，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所以那时他虽然年高七十，体弱多病，还是精神振奋，有说有笑，富有幽默感。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他一个人仰卧在草地上，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有能源危机，要接点地气!”
我当时已是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我自信深知乔木同志内心的一个秘密。他虽然久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经因为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视的职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曾亲口对我讲过，“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当时他脑袋里真是“一片振兴学术之心”，想办这个所、那个所，起用这个人、那个人，颇有平生大愿，至此方得大展的劲头。这种意愿在与我闲谈中常有流露，惜乎后来大都无法实现。在这里，我只想提一件事。大约是五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三年了，我从来只知道“官能荣人”，现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也能荣官”。
当时在玉泉山五号楼，我住的房间与他的房间只隔着两个房间。六月上旬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复徘徊，又屡屡在我的房门口停留，似有垂询之意，不免奇怪，便请他进屋。他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我自以为对乔木同志的心情是理解的：四首《有所思)实际上是他七十岁时的人生总结，是他的平生自序。(这原是中国文人的结习，乔木同志给邓颖超同志的信中一再提到的庾信的《哀江南赋)即是子山平生自序。赋中所说“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述，咸能自叙”，更是明白点出了这一点。他平日与我议论千余年聚讼纷纭的李义山《锦瑟)一诗，也主自序说。)乔木同志与钟书先生虽然谊属同学(钱要高一班)，然而在上大学以前就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投身革命、历尽艰险，然后是久赞枢机、管领意识形态，几十年来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业；一个是矢志学问，自甘寂寞，虽然青年时代即名震清华，而解放后三十年，始终视声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帮”倒台，著作印不出来，也不惜没世而不见称，可谓今之高士。两人之间的这个差别，钱先生本来十分了然，也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却似乎完全忘却了，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只顾一东二冬、平平仄仄，由兴改去。而乔木同志偏偏又是一个极重礼貌的人。这样，居然出现了“我诚心请你改诗，你也费心改了；我期期以为不可，但又怎么好意思请你再改回去呢”的尴尬局面，因此十分踌躇。这种心情，其实不难了解，要解开这个疙瘩也不难，只要向钱先生提一提就可以了。
六月十二日，我带着这个理解来到钱先生家里，充当“说客”。我与钱先生同乡世谊，比他小十三岁，一向依小卖小，直来直往，我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的《正气歌》太道学气就不收的。以钱先生的绝顶聪明，几乎不等我把话说完，已经完全明白。他大概立刻想到了孟老夫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后面说的就是他六月十八日致乔木信中的话：“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土，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然后，我们一起先是恢复原文，再选择我们共同认为不妥的地方改了几个字(如第一首末句“弦急琴摧志亦酬”原作“弦断琴亡志亦酬”，“断弦”旧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故改)，由我带回给乔木同志。他大为高兴，后来大概自己又改了一些，不久就发表在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
乔公与钱先生两位大家历来以改人文章善于点铁成金著称，本来都懂得改文章只能顺从作者的原意，或者踵事增华，或者删繁就简，往往挪动几个字就可以使精神全出。这就是钱先生信中引蒲伯所谓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authorwrit．(我曾收集过钱先生的译文，油印出来为学者示范，深知他舌粲莲花，咳唾珠玉，因此不敢自译，只能引用原文，并述大意如上。)不料居然发生这样一次“碰撞”，现在写出来，也算给后人留一段佳话吧。
可以作为余论的是：乔木同志原作第一首颔联用“绿游”对“黄落”，我与钱先生一样，总觉得“绿游”二字生硬不典，但是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当年与他论文改诗，主张遣词造句，一定要有新意，“唯陈言之务去”，他觉得还是这两个字好。我一向喜欢毛主席诗词中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而不大喜欢他给陈毅同志改的“海酿千种酒，山栽万仞葱”，听了乔公这一番解释，似乎也略有领悟了。
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余年，对毛主席真是知之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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