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忆海伦·斯诺
作者：资中筠
也送了一份给江青，记得好像是一副用某种石头穿起来的手镯。下一轮就是收礼人纷纷传来对她的感谢。只有江青那里特别，除表示感谢外，还有“问她好”，并要求立即汇报“外宾”对“首长”问候的反应。问题是她毫无反应，我们也编不出来，只得不报。此事却还有下文：过了几天，按计划到湖南，访问韶山，刚好在那里过除夕和新年。临行前“上面”传来指示说，到那里后随时待命，接通知后立即坐专机回来，可能“首长”要接见。我们一到长沙，当地的领导也已接到这一指示。看样子江青想见她，希望能启发她主动要求见，即可顺水推舟。谁知她仍不理会。在湖南的一次宴会席上，不知怎地提到江青，海伦竟摆起老资格说，我到延安时还没她呢。接着就问贺子珍现在哪里，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属于“不可说”的范围，主人的尴尬可以想见，赶忙顾左右而言它。更有意思的是，除夕夜在韶山，大约近十二点时我忽然接到北京紧急电话，内容是江青向海伦·斯诺祝贺新年，要我立即转达，并立即汇报她的“反应”。那几天海伦患感冒，早已服药睡下，哪有半夜把人敲醒只为转达新年祝贺之理?我预料她只会大怒，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来，于是请求明晨再转达，居然获准。次日一早七点钟，北京又来电话催问“反应”。我挨到九点才去敲门，她已醒来但仍未起床，听了祝贺之后，并无兴奋状，只说了一句：“谢谢她的好意。”过了一会儿又说：“听说她脾气挺坏，很难处，是吗?”大约她念念不忘所听到的那些传闻，如果说对江青有一点兴趣的话，也只是想核实一下此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当然，在那时的中国是得不到答案的。但是江青所希望的那种“反应”却怎么也启发不出来。我当时十分犯踌躇，但终于还是把两句话都如实汇报了。好在并非“江办”与我直接联系，还隔着一层，有关同志再向上转时有没有经过加工和“过滤”，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从那以后，这一特殊的“关怀”就嘎然而止。当时我并未觉察这一系列举动的用意，以为还是那位“首长”的习惯表演之一：“X X同志问你(们)好！”只是这回没有出现受宠若惊的预期效果。直到不久以后江青做出惊人之举，用专机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女学者维特克(也是对外友协接待的)接到南方休养地，向她连续几天大谈“身世”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江青原意是想让海伦·斯诺给她树碑立传。对于正想当女皇的膨胀的野心来说，这位斯诺的元配夫人太理想了，果真成了“江青传”的作者，岂不是可与当年斯诺为毛泽东写传并提，成为传世“佳话”?只是海伦眼里没有这位女皇，浑然不觉，使她如意算盘落空。后来访华的维特克适逢其时，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纯属偶然。江青抓住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给予那样的“殊荣”，恐怕也是实在想要立传心切。这一位倒是真的受宠若惊，一再问，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
这就是海伦，本色而率真，毫无趋炎附势之心，用俗话说就是一点也不会“来事儿”。她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新贵一概不感兴趣，要求见许多老同志纯粹是怀旧和关心老友的处境，因为“文革”期间许多人被“打倒”，外面传说很多。例如她一见廖承志同志第一句话就是：“呀，你还活着！”和许多人见面都是以类似这类的“寒暄”开始的。她对我说，一听说又可以来中国了，我就跟自己说，得赶快，怕迟了好多人见不着了。她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很少用委婉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老朋友的真挚的感情和关怀。例如有一次在南京，因她腰痛，当地主人给她找来了按摩大夫，效果很好，她像新发现一样，郑重对我说，你一定要转达我的建议，让那些“老战士”多做按摩。我当时想起“野叟献曝”的典故，同时为其真情所感动。又如，她最反对用化学药品处理农作物，提倡“自然食品”，也就是现在的“绿色食品”。她自己吃菜就是在院子里种的。在中国各地参观时她到处宣传这一主张。当时我国还没有这一观念，化肥、农药还是许多生产队短缺而急需的先进科技。所以凡到农村参观，对她的这种激烈的宣传，当地人往往茫然不知所对。后来她发现“吾道不行”，很难使人理解，于是对我说，他们现在不懂，没办法，不过你告诉他们，反正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除毛主席外，她对所有人一律直呼其名)他们的食物一律不要用化学药物。
她的确见到了朱德、邓颖超、康克清以及许多老同志。记得朱老总见她后还设便宴招待，邓、康二位也在座。后来两位大姐又一起约见她，谈了很长时间。邓大姐对她特别关心，不时派人送一些小食物、小礼品，还曾专门把我召到家里当面详细询问她的情况。可惜的是周总理终于没能见着，由邓大姐带给她总理的亲切问候，并且告诉她：这次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以后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来，愿意长住中国也可以。不过海伦坦率表示，她是非常“美国式的”，在中国怕过不惯，不愿像斯特朗那样终老于异国他乡。总理有一封信给她，记得其中说到，希望你下次再来时还能见到我(大意)。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此时总理已知道自己患了绝症。1978年海伦再度访华，总理真的已经不在，遂成终天之憾。
她带来一本以前写的书(因手头没有只能凭记忆)，是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十位妇女的，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记得有慈禧太后、秋瑾、宋氏三姐妹、蔡畅、邓颖超等，把革命的与反动的都放在一起了，用当时的标准看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邓大姐找我去淡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这本书的内容，不是简单拒斥的态度，而是从尽可能地对她有所帮助的考虑出发。但是这本书实在无法出版。后来向她作了解释，她好像没有被说服，不过也没有坚持。
在韶山留宿时，她宁愿睡在为毛主席准备的、自己很不习惯的硬板床上，也不去睡江青的软床
她与老同志欢聚，对他们的地位、职务基本不问，他们对她也不是以“领导接见”的姿态出现，完全以老友相待，对她那种心直口快的提问和发表意见(有时常涉及“敏感”问题或触动忌讳)给予充分谅解，或做一些耐心的解释。有时当场发生争论，不过气氛总是很友好。就当时我国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而言，这是很不一般的。所以我每到一地，都要向地方的有关领导大力强调她与我“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关系以及他们是怎样对待她的，以免海伦海阔天空发表惊人之论时他们认为必须“站稳立场，据理驳斥”，引起不愉快的场面。还好，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这与埃德加·斯诺在我国家喻户晓是有关系的。同时那个时机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好像是一段短暂的反“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在周总理主持下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所以海伦还能见到一些人。由于她的特殊身份，有些不明不白“挂起来”的人竟因为她要见而不明不白地复出了(许不许见外宾是当时一条重要的政治杠杠)。但是这些人出来见她，还得为“文革”辩护。事实上她整个访华期间，我们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