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忆海伦·斯诺
作者：资中筠
作”就是要她“消除疑虑”，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我自己就忠实地贯彻这一精神，而且还相当“成功”，海伦的确疑虑越来越少，最后带着美好的印象回国。应该说，其中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她多少年来印象中保留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有畸形的上海租界生活。这回首先看到北京大街小巷都十分干净，长安街的雄伟宽阔今非昔比，像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是“文革”所破坏不了的；特别是在上海，当时有一些接待外宾的保留节目：介绍人民政府如何改造旧上海，其中消灭吸毒和取缔妓院、改造妓女最打动人心，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得这样彻底。身为清教徒，又对旧上海有那样深刻的记忆，海伦当然为之激动不已。还有在严冬季节再看不到存在于她的记忆中的路边冻死骨等等，这些情况到当时为止也基本上是真实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在各地得到非同寻常的特殊待遇。除了在北京根据她怀旧的要求住北京饭店老楼外，在外地的住处差不多是国宾待遇，服务绝对周到，而又顺应她的脾气，摆脱繁文缛节、大小筵席。(要说服地方上做到最后一点洵非易事！)她由于孤身独居，特别怕生病，对“细菌”有一种恐惧感，而她的印象中，中国很不卫生，处处是“细菌”，所以带了许多消毒纸来，开始时食具都要自己擦一擦。不久就发现这完全是多余的，她的一切用具都是一尘不染，包括一路乘火车旅行，都无比舒适、洁净。她亲身体验了“无蝇之国”的传说，以后逢人就讲，成了中国卫生的义务宣传员。那时外国人极少，只要是“政治任务”，集中力量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在韶山，她住进了1959年专为毛主席重返故园而盖的住房。那是一个幽静的中式庭院中的一排正房，一头是毛主席的卧室，另一端是为江青准备的卧室，中间两间是两人各自的书房。据当地同志说，那一次江青到了长沙，由于毛主席坚决不同意，湖南省委书记说情也不行，终于没能来韶山，所以为她准备的那间房子没住过。这些房间的布置陈设，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算不得特别高级，更谈不到豪华，只是与各自卧室相连的两间浴室都很大，设备比较讲究。主席的床照例是硬木板上挂一袭蚊帐；为江青准备的是软床。主人征求海伦意见，她当然选择毛主席的卧室，尽管她对硬板床极不习惯。她为此兴奋不已，事后经常向人说：“我在毛睡过的床上睡了。”在湖南，还根据她的要求访问了当时从未对外开放的浏阳，参观了当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集结出发地点——里仁小学的操场，与当地朴实、憨厚而热情的干部群众交谈，当然引起了几乎倾城出动的围观。在那里，她听到了“浏阳河，九十九道湾…”这首歌，特别喜欢，请人一遍一遍地唱，并要求把歌词翻译记录下来，后来一路上不断哼唱，差不多唱会了。每当这种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她逢人就问红卫兵运动，但被问者大都表现出一种大人对小孩子宽容的姿态
凡此种种，使海伦第一次访问她的延安老朋友们所创立和领导的新中国之行无比愉快，留下厂供她余生不断回味的美好的记忆。但是毋庸讳言，她并没有看到另一面严酷的现实，留下的印象并不完全真实。她本是目光犀利的记者，特别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经过几十年闭塞的生活，虽然无复当年，但仍然思路清晰，不时闪烁出一些锋芒。然而，一则由于她浸沉在怀旧的思绪中，主观意志一心希望看到中国好；更重要是那种接待和安排使她无法不留下好印象，从而打消种种疑虑。回想起来，平心而论，从她的高层“老朋友”到我这个朝夕相处的新交，都没有存心想欺骗她，也没有人向她宣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那时各地和各参观单位见外宾，不管谈什么问题都得先照当时的宣传口径“穿靴戴帽”，讲千篇一律的套话，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令人十分生厌。我到处都以“中央领导谈话”为榜样，要求他们省去这些套话，并与一起陪她的翻译同志相约，遇到这类话就略去不翻译。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减少了一个足以引起对“文革”反感的因素。她要见的老友有的刚从“牛棚”放出来，但是见她时精神面貌都很好，绝无愁苦状，当然不会提挨斗、受审讯等事。他们不必对“文革”作任何评论，只要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对海伦说来，外间的传说就“不攻自破”了。他逢人就问红卫兵运动，但是被问者大都表现出一种大人对小孩子宽容的姿态，好像不过是年轻人自发的幼稚过激行为，我们谁年轻时没干过蠢事呢?就这样，残酷的、家破人亡、鲜血淋淋的现实，一场民族浩劫，被轻描淡写，甚至幽默地带过了。我个人陪她一路，主要是听她谈。她当然也问我的情况，知道我曾上过燕京，毕业于清华，而且她说什么我都能理会(不仅是指英文)，就本能地对我产生信任，无话不谈。我感到，这些年来她太寂寞，太需要倾诉了，现在终于有了对象。我那时从干校回来不久，谈起干校的经历，我讲的是自己学习种庄稼以及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体会，这些都是真诚的，许多小故事都是事实；我当时的确对自己这种人需要到农村去改造是完全接受的，同她谈并不勉强。至于在下面搞运动以及种种违反人道、违反常情的情况，则理所当然地略去了。这倒使她想起当年在延安的经历，居然产生了共鸣。
她回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经常给我写信，还是那种没头没尾、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风格，每页纸都不留天地头和左右边界，密密麻麻不留任何空隙，加上她古旧的打字机有的字母已残缺，读起来很费劲。内容有点像日记，从水管子漏了到随感到时事述评都有。但是谈得最多的还是作品难以出版。根据当时的纪律，所有信件都作为公文存档，“侯门一入深似海”，如今都无从查考了。“四人帮”打倒后，1978年春她又来过一次，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带了一个摄制组来拍纪录片，创意是沿着她过去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拍，以她的叙述为主，兼采访当年的老人和现在的新人，体现历史的发展和新旧对比。那次是别人负责接持，我有别的工作，只短暂地见了她一两次，感到她比前一次老了许多，只是精神依旧，谈话仍滔滔不绝。听接待她的同志说，那一次，她已露出拮据潦倒的光景了。后来听说那电影片终于因缺乏资金而没有完成。
在怀念海伦之余，回想在那特殊的年代自己起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作用，心情十分复杂。我们上上下下全力以赴，周到、热情地给予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接待，使她带回去一个在本质上不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形象。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当时在主观上也是真诚的。我到各地尽我所能反对掉一些“极左”的、荒唐的作法，客观上却起了粉饰太平的作用。无以名之，名之曰真诚的谎言吧。这种状况不是过来人很难体会，而对于过来人则不足为奇，当时不这样又能怎样?但是我想起她的率真和对我无保留的信任，总有一丝歉疚。
斯人已矣，随之而去的是一片不可能再现的历史插页。想当年海伦以其浪漫主义的理想、热情和才华创造过自己的辉煌，只是短暂如流星。中年以后孑然一身，消失在被遗忘的角落。她身后萧然，没有后代。不过无论如何，她享有过最高层的、跨越国界跨越时代——更难得的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友谊，也不负她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奇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