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从拥蒋到反蒋
作者：奎 松
将实现抗日的大联合，在苏联的帮助下，成为抗日的根据地。连刘鼎都觉得“太左”了些，张学良却笑着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张学良并且告诉刘鼎说，他已经在准备一个对付“大老板”蒋介石的秘密行动计划。他的计划是，对内加紧训练干部，对外向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宣传爱国抗日，时机成熟即揭旗抗日；如蒋介石不干，则预备着和蒋介石“打一架”，拉出东北军，以西安至兰州公路两侧地区为根据地，自成局面。当然，为准备充分起见，目前还要装得老实些。
与刘鼎谈过后，张学良即飞往太原了解红军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和国民党人的动向，得知中央军进攻得手，红军正在回撤陕北，张匆匆于30日飞回洛川。当晚再约刘鼎谈话，有些不安地告诉刘鼎说，他一方面还缺少干部，另一方面又不能用中共的人员，因此还要些时间与蒋介石“周旋”，趁机做最低限度的准备。但他仍表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有些人怀疑张学良的这番谈话是否代表他的真实想法。在他们看来，张学良对蒋介石之“忠”，已经到了“愚”的地步，直到西安事变时都宣称拥护蒋、服从蒋，最后甚至不惜抛下东北军，冒生命危险护送蒋回南京，他怎么可能反蒋呢?但这样看问题似乎有点倒果为因了。
刘鼎记述的张学良4月26日晚谈话内容可信与否，其实只要看一看在此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延安会谈时讨论什么问题，双方此后的合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一清二楚了。如果刘鼎记述不确，则必定造成中共中央的误解，如此则只要与张学良一接触即会发现事情“满拧”，于是自然又要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但事实上，后来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说张学良不会反蒋只是一种推测。还在延安会谈时，张就已经谈到过考虑在西北“自成局面”的问题。什么叫“自成局面”？凡是了解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那多半就是反蒋的同义语。至于说，张学良延安会谈时还相信蒋有民族情绪，认为帮蒋能抗日，他不可能两周之后毫无原因地就否定蒋有抗日可能，转向反蒋，这多半是没有搞清楚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政见分歧之所在。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是什么?是他要抗日，蒋不抗日吗?并不是。张学良后来自己讲得明白，他与蒋之争，其实只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张则看出，东北军如果要想抗日，就绝对无法继续按照蒋介石的先“安内”部署打下去。接连两个多师的覆灭，以及南京方面取消这两师番号的作法，使他不仅对蒋介石的这一所谓“国策”彻底发生动摇，甚至对蒋介石的居心也颇多怀疑。这样打下去，他拿什么去面对那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东北父老乡亲?！又拿什么去抗日，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对刘鼎说“大老板”已越来越在他面前“现恶”，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显然就是为此。他赞成《活路)作者的看法，也由此而起。至于说，张与蒋之间的这种矛盾会不会使张学良走上反蒋道路，只要看一看张学良后来在蒋介石去世时所作“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的挽联，就应该明白了。何谓“仇雠”?不就是敌人么！
那么，为什么直到延安会谈时他在对蒋态度上还是犹豫不决呢?这里的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他还不清楚，苏联人究竟会不会帮助他?当然，有一点应当说明，即还在会谈前夕他就已经注意到3月底苏联和外蒙古宣布的那个互助协定了。外蒙古，那个时候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中国的领土。苏联肯与毗邻的外蒙古建立互助同盟关系，自然也有可能与抗日的西北数省联合的政治实体建立同样的关系。无论《活路》作者还是张学良，这时显然都看到了这种前景，这也就是张学良在会谈中大胆表示他有把握“打通西北，自成局面”的背景。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多半也是说给苏联人听的。这个时候他所以仍旧有些犹豫不决，恐怕是因为他拿不准，苏联人会不会原谅他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时他不仅抄了苏联的领事馆，而且还和苏联红军打了一仗。尽管现在有中共在中间说和，他对1933年欧洲之行时苏联拒绝与他接触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况且，他很清楚苏联与南京之间几个月来在频频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冒险去参加什么反蒋运动。
促使张学良有心开始“自成局面”的，是延安会谈结束后发生的情况。
会谈结束后不几天，张学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于4月7日和11日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1932年底中苏复交后，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双方的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南京的抗议不可免地损害了莫斯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苏联方面很快就中止了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外交谈判。如果蒋介石抗日，如果莫斯科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那么，他张学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帮蒋抗日”。然而，现在蒋介石不惜得罪俄国人，不管蒋介石怎么打算，苏联方面决不会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了。面对这一形势变化，一心希望得到苏联承认和支持来发动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26日晚张学良突然“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计划和盘托出，显而易见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逻辑结果。
二次延安会谈暗约西北大联合
张学良决心反蒋的消息，陆续传出，在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5月5日，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报告说，张学良已有抗日反蒋决心，并提出要进一步与周恩来相商。电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但如何处理各内系统问题，盼有所商定。示张能否见面，定好地点。”
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这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惊喜。毛泽东等这时刚刚率红军从山西撤回陕北，正在为应付东、南两面迅速推进的国民党军，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而焦虑，如果张学良和东北军真的能够加入反蒋运动，日趋不利的军事形势就会迅速转为对红军有利。
5月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张学良态度转变的消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案。他指出：时至今日，中间阶级的态度终于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一天地觉醒了。“其中最明显的是张学良的态度，这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这说明民族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