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从拥蒋到反蒋
作者：奎 松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不是很顺利。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李克农与毛泽东、彭德怀约定会谈日期时，恰逢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在山西石楼开重要会议。李克农打电报时，周恩来已在赶往山西的路上了。因此，直到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开过会之后，双方才能够再约会谈日期。这样一来，会谈就拖到4月上旬去了。4月5日，王以哲再电毛泽东、彭德怀，转达张学良提议，请周恩来于8日晚赴延安城外川口，等候专人接引入城会谈。
接到毛泽东、彭德怀转来的电报后，周恩来和李克农于4月7日一早即由瓦窑堡动身。因路不好走，整整走了一天多，才于次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的川口歇下脚来，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道，这一天正赶上阴天，天空中还飘着细细的雨雪，周恩来带的行军电台因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延安来人接引。而张学良虽已飞至洛川，也因联络不上，与王以哲停在洛川未动，等待消息。直到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王二人于上午由洛川飞抵延安。等到晚上8时街上静下来，才悄悄派人出城将周思来、李克农等接入延安城内的天主堂秘密会面。
双方由4月9日晚9时一直谈至次日凌晨3时，整整进行了将近6个小时的谈判。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据张学良将近20年后由人捉刀写下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说，其实主要只是他告诉周恩来“蒋公”如何“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周思来则表白自己乃“蒋公旧属”，愿意“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双方并且讨论了中共向南京“输诚”的具体条件，包括“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等。
依据张学良这里的说法，蒋介石在一年之后试图做的，张学良这时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蒋自己还要圆满得多。这显然难以令人相信。
其实，关于这次会谈，周恩来有长篇报告保存下来，它的记述应该远比张学良几十年后的所谓《忏悔录)要详实得多。据周恩来说，他在会谈中所谈的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以及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几个问题。周恩来还特别对张学良解释了实行抗日反蒋的必要性，确信日本人压力一大，蒋介石最后必定会走到降日的道路上去。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对于这些问题，张学良基本同意，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甚至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他过去是相信法西斯的办法可以救中国的，在国民党里只佩服蒋介石有能力，有民族情绪，相信帮蒋能抗日，但他也不能担保蒋不会降日，因为他清楚蒋介石周围亲日派太多，下不了抗日决心，十分动摇与矛盾。所以他也在做两手准备，一面拥蒋抗日，一面也做另立局面的准备。当然，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他保证，一旦蒋降日，他定离开蒋。
张学良向周恩来解释说，在公开揭旗抗日之前，他还不能拒绝接受蒋介石进兵苏区的命令。他衷心希望红军能开上抗日前线，因为红军与日军一接触，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那时对红军的进攻自然不难停止下来。只是，他个人认为，红军不应东去河北，而应经山西北上绥远，争取以绥远为根据地，靠近外蒙古，因为这样才容易接通苏联，取得援助，对日作战才有把握。他特别强调取得苏联、蒙古援助的意义，非常希望早日接通苏联，主张双方同时派代表到苏联去，并愿意协助送中共的代表经新疆到苏联去。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周恩来出来之前，中共中央早就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因此，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在会谈结束从延安出来后发给后方的电报中，他特别就此予以说明，称：“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
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这从他们彼此的印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周思来称此次“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张学良几十年后还兴奋地表示：“我俩见面感情极好”，“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了。显然，双方的这种好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思来影响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刚一回到瓦窑堡，就写信给张学良，劝告他要当机立断，做抗日反蒋准备。信称：蒋介石受日本挟持，屈服难免，“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张学良扬言：“我要干就彻底干。”
周恩来的信是托刘鼎带给张学良的。
刘鼎是何许人?刘鼎原来叫阔阚尊民，早年曾留学德国，后来与朱德等一起从德国前往苏联。朱德因年龄较大，只参加了短期学习就回国工作了，刘鼎则留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在那里入了党。经过几年学习之后，刘鼎回到国内，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派到苏区工作。1934年苏区被国民党军队攻破，刘鼎也落到了国民党人的手里，进了九江反省院，直到一年以后才得到保释，重新回到上海。恰好张学良此前用的几个留苏学生过去也是共产党员，被捕后脱离了共产党，但能力都相当强，对苏联以及共产党的情况都十分熟悉，他们给张学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候张学良又要联苏，又要联共，正需要这样的人来做参谋。因此，他特地托李杜代为寻找。李杜几经周折，终于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到了刚回到上海不久的刘鼎。一切办妥之后，张学良于3月下旬专门派人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来。正好赶上参加延安会谈。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思来去了瓦窑堡，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后，于4月26又回到洛川向张学良报到。
刘鼎风尘仆仆赶回洛川，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继续劝说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但让刘鼎意想不到的是，他回到洛川的当晚，张学良就找他谈话，了解中共中央的态度。当刘鼎转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扼要讲述了周恩来等人的劝告之后，张学良当即拿出一本小册子交给刘鼎说，这是我让他们搞的，没有让我看一遍就印出来了。
这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题头上印着两个大字：“活路”。据刘鼎说：里面分四个部分，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的主张，宣称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后都可以分得50亩土地，断言红军是彻底抗战的主力，以后山西、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以及河北、河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