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中苏条约谈判纪事
作者：丹 童
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对于苏联方面的顾虑，毛泽东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肯定地说：“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受到重视。”中国将会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
为了表示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决不向美国靠拢，毛泽东在1月13日特别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与此同时，他迅速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他同时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不仅如此，鉴于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批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主张和平过渡、宣称驻日美军对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毛泽东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对这位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的老朋友的批评。毛泽东并且特意让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
当然，在中苏之间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也还有过不和谐的小插曲。比如，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特别问道：“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答应了下来，只是怀疑：“艾奇逊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然而，随后发表的驳斥艾奇逊的声明却还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的。这件事让斯大林很不满意，他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毛泽东受到这种指责也憋了一肚子气。他何以要在此时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做出反应，至今还是一个谜。据师哲回忆，是当时没有弄清楚苏方的意图，这里面可能有翻译和理解上的疏忽。但从记录上看，毛泽东对于苏方的要求并非不清楚。
不过，无论事情真相如何，这件事毕竟反映出了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不愿听人指挥的强烈个性。据师哲说，当天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参加宴会的路上，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当师哲为了打破僵局，主动询问斯大林，是不是还准备去中国代表团的住处作客时，毛泽东当即敏感地猜到了师哲提议的内容，他立即断然表示了否定的态度，说：“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
但是，从总体上说，上述不愉快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双方之间逐渐酝酿、烘托出的友好融洽的谈判气氛。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在两天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时，双方的配合很默契。这一点可以从会谈记录的一个片段中清楚地看出来。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既然希望两国繁荣， 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 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两个缔约大国要求联合国承担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 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从上面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中方为维护国家权益据理力争
在这时毛泽东与斯大林，以及随后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的谈判中，已经很少再出现相持不下的情况了。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旅顺口的归还问题、大连港的管理问题、贷款问题以及空军支援问题上，中苏之间的交涉总的说来都比较顺利。比如1945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协定中规定的苏方租借旅顺港30年的问题，以及大连港的管理权的问题，苏方都相当痛快地表示愿意放弃。相反倒是毛泽东主动提出，新中国初建，海军尚未建立，不如以旅顺口作为中苏军事合作的基地，以大连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但涉及一些具体条款时，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易谈拢的问题。看来，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苏方过分纠缠于其既得利益，有大国沙文主义观念；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新中国政府刚刚成立，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内舆论的反应极其敏感，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当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
比如在长春铁路问题上，毛泽东本来的想法是，改变1945年协定关于“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条款，中国收回主权。但为此双方就经过了反复的交涉，因为苏方坚持这条当年沙皇俄国出资修建、1935年已经作价卖给伪“满洲国”的铁路，是苏联驻旅顺口军队的交通线，并且是它通向海参崴和滨海地区的重要通道，以至双方激烈争论，最后苏方才表示同意归还，而时间还要拖到1952年之后。不仅如此，从树立新中国政府政治形象的角度考虑，毛泽东在同意双方继续共同管理的情况下，明确主张中方应占过渡期内共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