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我与顾准的交往
作者：邢小群
当棋子摆弄，有什么意思，不如安下心来读一点书，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据我所知，有的同志听从了他的话，后来在学术上真有进步。
军宣队来了以后，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先是依靠“总队”并联合“大批判指挥部”的一些人把“联队”彻底打垮。把“联队”的几乎全部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又开始整“大批判指挥部”的人。
邢：把您打成“五一六分子”了吗?
吴：是的。他们抓住我曾经议论过康生这一点，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完全可以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过“帽子先拿在人民手中”，放到劳改队去劳动。这时，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际上带领大家劳动。我在没进劳改队以前就干过农活，也做过瓦工、电工，都还能够胜任。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便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劳改队里。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而且已经开始痰里带血了，但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那时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几个人更是觉得他们心怀叵测。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那时的劳动很重，也没有很多机会深谈。到了1971年春天，整个学部干校搬到了京广铁路边上的明港镇部队的空营房，就不再劳动了，集中搞“清队运动”。在“革命群众”开会搞运动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传斗。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到了这一年的庐山会议以后，说华北地区是陈伯达的反革命基地，从华北调来的军宣队变得六神无主，对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也就管得更松了。顾准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充分空闲时间的机会，从希腊史开始我们的历史漫游。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顾准的鼓励下决定恢复我在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当时在干校，除了“小红书”、《林副主席语录》和六本辅导《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的小册子，严禁看别的书，更不用说英文书了。但是我们利用顾准巧妙争得的读书“特权”，凡能找到的书，有什么看什么。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军宣队的参谋发现顾准正在看中英文对照的《圣经》，便批评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何况还是英文的!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就把它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有意识地避开顾准，以免再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我也就沾了他的光，能读我们想读的中文书和英文书了。我们从希腊史人手，一面看，一面议论。除了希腊史，我们也看一点有关中国史的书。当时，已经传出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和“崇法批儒”的“最高指示”。为了自己来判断是非和探索“文革”领导人深层的思想，我们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荀子》、《韩非子》等书。对于《十批判书》用批判法家学说来影射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做法，我并不十分喜欢。但是，对于当时的领导人怎么会对法家推崇备至，更感到不可理解。宣扬施行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的韩非自不必说，像被尊为圣人的荀况也公然主张“才行反时者杀无赦”，实在使人吃惊。从这里，我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的兴趣也就更大。
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书籍总是说，希腊、罗马的公民民主制度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直接继承过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归，但是，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事实上，在原始社会与古代民主政体中间隔着王政时代和寡头专制。既然希腊城邦民主制不是从原始公社直接演化来的，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为了求解，我们反复讨论，进行“思想试验”来证实或证否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假说。后来我从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主制的形成先于本土的事实，以及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得到启发，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是为逃债，或者是被放逐，而到那里去的。他们的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羁绊已经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只能以独立平等的成员的身份组成共同体。城邦民主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这种制度移植过去。顾准很欣赏这种解释。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航海贸易和市场制度，也为城邦民主制提供了经济基础。我们还用当时初步形成的一些思想来分析时事，议论诸如重印《天演论》的用意是什么、评法反儒的实质在哪里之类的问题。顾准后来对别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也许就是指这一段时期我们之间的讨论说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的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邢：他后来给陈敏之的信也是说的这些。
吴：1972年整个学部从明港回到北京，我们这些“反革命”都被禁止随便出学部大院的大门。我没有理它，迳自回家了，也没有人来抓我。顾准无家可归，只能住在学部大院里。从那以后，我们见面就比较少了。只能一两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一下各自的见闻和学习情况。我们都在继续自己的“漫游”：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我则正在通读吉朋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并把我对西方经济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延伸到中世纪。同时，我们也关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在馆长宗井滔的主持下，继续订阅国外期刊杂志，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经济评论》一类西方学术刊物。我在顾准的帮助下，翻译过乔·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他也翻译过《乔·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这时学部的军事管制已经松懈下来，顾准也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经济研究所已故的张纯音女士。张纯音是上海人，父亲是老一代心理学家张耀翔。她并不关心政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