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我与顾准的交往
作者：邢小群
是为人正直，对“左”的那一套很看不惯。她的丈夫是电力部门的一位资深工程师。她们全家都和顾准很谈得来，在生活上也给予他很多照顾。此外，顾准同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周叔莲、林青松、张曙光也有不少的交流。
到了1975年10月，他的肺疾愈发加重，痰中的血点愈来愈多。那天我陪他到“反帝医院”(协和)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大夫在看了检验报告后认为有问题，但顾准是戴着帽子的“右派”，不敢收他住院，就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顾准的老战友骆耕漠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而且带着“叛徒”帽子，拄着拐棍去求新四军时的“红小鬼”、当时反帝医院的党委书记杨纯。杨纯派了一位秘书去打招呼，才把顾准收下住院。
因为大夫在查房时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在这以后，他把我叫到医院去；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还能说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邢：他所说的研究是指希腊问题还是经济学?
吴：都不完全是。他不管是研究希腊还是研究西方其他国家， 目的都是要从与中国的比较中得出对中国有用的大结论来。我曾对他说，你的著作不应该叫希腊城邦研究，而应该叫东西文化异同论。在当时，这种研究肯定会被看作“崇洋媚外”，大逆不道。我曾经对他说，你不怕人家发现你的意图?他笑了笑说，可惜他们(指“四人帮”及其爪牙)没有那么聪明。他认为振兴中国的机会是会到来的，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而这种思维决不能凭空得来，必须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顾准同孙冶方不只是生死之交，而且心心相印。他们不仅在气质、品德和人生追求上非常相像，而且社会观点也十分接近。只不过孙冶方从青年时代起在苏联读书，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计划经济的影响。所以在那次最后的谈话中，顾准谈到孙冶方时说，现在别人说他是“苏修特务”，我深知孙冶方的为人，他决不会当汉奸!所以只要不被折磨死，他总有一天会出来，只可惜我见不到他了。你见到他，一定要代我致意。
邢：后来的情况呢?
吴：后来不出顾准所料，他很快就因为癌肿堵住了气管而说不出话来。入院才两个月，已告病危。也许是预感到自己行将离开人世，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说白天有亲朋好友陪伴，晚上来陪他的人是经济所领导派来的，与其中有的人单独共处，使自己感到很不愉快，希望我能去陪他。当天下午我去医院，这时的顾准已经处在临危状态，癌肿几乎把气管完全堵死，他只靠用全部力气从高压氧气瓶中抽进的一点氧气维持着一缕如丝的生命。他的兄弟陈敏之等为他梳洗安顿以后离去，我独自坐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够入睡。大约到了11点钟，他挣扎着用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和手势，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我刚刚迷糊过去，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所惊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电话通知的，是陈敏之和顾准的妹妹陈枫。打完电话，我就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起送顾准去太平间。在推车去太平间的路上，顾准临终的一幕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寂灭消逝。而这次眼看它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