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作者:杨天石

一项办法,必然继之以法币的暴跌。提案尖锐地提出:
  民怨沸腾,群伦失望。 似此情形,未知何以
  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提案要求蒋介石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仔细考虑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人选,“务求官得良才,政致清明”。
  蒋介石终于不能不考虑傅斯年等人的意见,但因适值桂南战役开始,日军图谋进攻广西南宁,蒋介石不愿意政局变动过大。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威信大损。关于此,傅斯年次年致胡适函曾说:“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千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耳!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往日声势煊赫的孔祥熙竟成了人人得而溺之的“溺尿桶”,真是威风扫地了!
  
  傅斯年继续抨击,孔祥熙失去财政部长职务
  
  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仍然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傅斯年照旧攻孔不止。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说明不能不攻孔的理由: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2.孔之行为,惰人心,损介公(指蒋介石——笔者)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脏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孔一向主张投降,比汪(精卫)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傅称:“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
  1941年春,傅斯年因病住院,后在重庆歌乐山休养。当时,孔祥熙曾向人说:“听说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为了证明自己未死,傅斯年抱病出席参政会。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去营救社会名流和学者,但许崇智、陈济棠等要人均未接到,却接到了孔祥熙“一大家”,以及累累箱笼,还有几只狗。消息于次年1月爆出,昆明学生组织倒孔运动委员会,数千人大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傅斯年得知,极为兴奋,致函胡适说:“‘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这次不能说是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的罢!”同函并指责财政管理者:“泄泄沓沓,毫无觉悟”,自前年冬,到去年夏,不到一年,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业务减了甚多,而人员加了三倍!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计划设立物资统监本部,有任用孔祥熙出任该部长官的可能。6月5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就经济局势言,此事如同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但如人事不变,其结果很可能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函上,该部终于没有成立。
  同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他提出四大问题:
  一是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之失德,窃贿彰也’,所以应自上层起。”他一一列举孔氏家族所设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裕华银行等企业后指出:所有孔氏之各项营业,已成立联合办事处,设于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并以其家人为总经理。他要求调查:1.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等等机构是否合法?2.这些公司借款囤积操纵之事。3、彻查并公布裕华与国家银行历年往来帐目。4.政府要员私用其地位经营商业之影响。
  二是中央银行问题。傅斯年称:“中央银行是一谜”。“山西同乡多”;梁子美、郭景昆,是孔祥熙的“义子”;“私人用款,予取予求”。
  三是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傅斯年称:市场忽有忽无,但中央信托局局员、中央银行属员却可以提前买到;孔家某氏竟“自分五万”!
  四是黄金买卖问题。傅斯年称:“裕华(银行)在今春发了大财。”
  傅斯年的这些责问,尖锐激烈,以致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
  同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由俞鸿钧接任,但是,他的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则仍然未变。22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昨读报纸,知政府局部改组”,“闻此消息,如闻打一大胜仗,两夜为之不眠,友朋中有为之泣涕者”。但是,傅斯年也指出:“以目下最低之需要论,似尚有一著,留而未下。若下,则此次改革之效至为彰明;不下,恐此次改革之分量减少甚多矣。”傅斯年明确表示:此著,就是孔祥熙还当着副院长。函中,他竭力说明,当时整理财政的急务是:整理税收、惩治贪污、增加效能、更易首长、清理大事件,孔祥熙副院长一职不变,俞鸿钧有职无权,将无法工作。
  1944年末,傅斯年致函蒋介石,于外交、内政多所建议,在内政部分,傅斯年再次提出高级官员经营商业,利用政治力量为自己谋利等严重问题,认为其危害远过于直接性的贪污。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失官箴”。函件说:
  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 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
  傅斯年举例说:孔氏家族开办的“祥记公司”的招牌已高挂重庆林森路多年。又如中国农民银行挂牌出售黄金,一般人买不到,而孔氏家族经营的裕华银行却得以大量购进,高价售出,“此一波折,国家失去不少黄金,裕华得数万万元之净益”。傅斯年由此不点名地批评孔祥熙包庇下属,竭力掩护。他说:“往事不待论,今财政部正有若干重大地方机关舞弊事件,一本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原则处理之。”
  函中,傅斯年要求“裁并一切骈枝机关”,特别强烈要求“彻底禁止官吏及其家属兼营商业”。函末,傅斯年提出:人事改革为事业改革之本,要求蒋介石抓紧时机,“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彻革随之”。
  这回,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起作用了。1945年5月,蒋介石决定另觅行政院正副院长人选。 5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根据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穷打猛追,揭发贪污大案
  
  孔祥熙丢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犹如冰山崩塌。1945年7月,傅斯年出席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进一步提出国库局贪污案,导致孔祥熙最后失势。
  1943年,财政部将“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发行,总额美金1亿元,折合国币20亿元。1943年10月15日,财政部函知国库局停售该项债票,所有未售出的债票约5千万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但国库局局长吕咸及熊国清等人却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利用职权,以低价套购,谋取暴利。据估计,贪污数达国币26亿4千7百余万元。1944年春,国库局的几个青年人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某机关密告,某机关虽然派人调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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