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周恩来传》选载：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
作者：佚名
议的形势很紧张。”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二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经历了两次杭州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是毫无思想准备，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发这么大的火，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一月十九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第二天，他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强调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把话说得这样重，使许多人不好再发表不同意见了。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南宁会议结束。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刘少奇一起回到北京。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李先念和薄一波分别作《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在南宁会议期间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报告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要切实保证本部门财政的收支平衡，非因重大灾荒等事故，不得向国家要求追加支出。在扩大各地方、各企业财政管理权限的同时，中央各业务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并且加强业务方针的领导。报告还强调，一九五八年不仅应当使工业生产在数量方面有一个跃进，而且应当在质量方面也有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是620万吨。这个指标是根据南宁会议要求生产计划制定三本的精神确定的。所谓三本是：“中央两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为标准。”国务院要求这是国家的第一本，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在此基础上再制定第二本。从这个数字来看，指标的安排比较高，但并没有远离正常的轨道。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时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总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泽东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搞的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
三月九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一次是总结外交工作；一次是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
关于“反冒进”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