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周恩来传》选载：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
作者：佚名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十二月八日他离开北京，到华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陪同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到达杭州。十六日和十七日，他在杭州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有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参加的会议，讨论浙江省委向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当时，因为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赶回北京。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周恩来陪同巴德尔又到杭州，并在二日至四日继续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除前次会议参加的人员外，这次会议又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
在杭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原编者注：指柯庆施)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一百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一月六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考虑到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会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去开会的通知，通知写道：“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二十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他还提出，会议期间“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毛泽东所点的人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为要送巴德尔王太子回国，到南宁的时间推迟了两天。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走巴德尔王太子回国的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南宁。同一天，柯庆施也飞抵南宁。这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在十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