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从“西北大联合”到“双十二事变”
作者：奎 松
汉年忽然发现，不能接见他的张学良，却能够坐起来与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谈话、对弈。这不能不使潘汉年大感困惑。由于身负重大使命，时间紧迫，他不能不再三向刘鼎解释见张之重要，刘鼎却一再表示毫无办法可想。不得已，潘汉年19日一早专门约了较受张学良信任的东北军年轻军官孙铭久、应德田二人，一面劝告他们务必加紧西北发动的各项准备，一面诚恳拜托他们转告张学良，务必抽一短时间见面，以便他能把中共中央的信亲手交给他。
终于，在8月21日晚上，张学良约见了潘汉年。潘随后汇报说，张学良首先看了信，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但谈到两军公开联合、配合行动的问题时，张学良显得颇为犹豫和矛盾，强调为团结东北军自身，一时还不能公开“联红”，必须对蒋介石表现忠顺。“因此对兰州可由彼军设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诸地(则)任我攻击取道，彼未便明令退出”。换言之，张学良确信，至少在近几个月里，东北军还不便公开与红军的关系。即使按中共中央的时间表行事，他也只能暗中配合，表面文章还得做足。
24日晚双方再谈。在谈到改造部队的问题时，张学良再度强调，现在还不能向其干部公开说出联合红军的事，对蒋介石表面上仍要取顺从的态度，以免落把柄在蒋的手中。潘汉年汇报称：他要与我联合干的决心是有的，但一是因为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和得力干部；二是因为对蒋介石的力量感到恐惧；三是过于相信部队到时候一定能服从他个人的领导，因此他总是想把事情延到万不得已、非干不可的时候再说。当然，谈到最后，张学良虽坚持不同意采取大规模的组织改造手段，还是同意要对干部做些工作，说可靠的必开诚布公地讲，其余不能深信的立刻进行调查，坏蛋赶走，中立的争取。
就在潘汉年25日写信汇报他与张学良两次谈话内容的当天，毛泽东给潘来电，称：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在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赶到南京开始谈判。请立即向张学良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东北军和红军合作大有帮助，将使两军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合作。如张外出活动，亦望督促南京方面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
潘汉年一周来的工作都是在劝说张学良加速准备西北发动，如今中央突然要他把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放在第一位，并要张学良配合中共促成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谅解，这颇让潘汉年感到为难。26日，毛泽东担心前电说得不清楚，进一步来电强调，中央政策的变化，是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的转变，故我们今天政策的重心应在联蒋抗日，张学良则应当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这封电报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共中央至少已经在考虑放弃两周前制定的那个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了。他们相信，现在已经不是劝说张学良与南京从根本上分道扬镳的问题了，而是应当劝说张学良继续与南京保持统一，并协助国共合作的全面实现。
潘汉年再度见到张学良，已经是8月30日晚上了。头天，即29日晚上，刚刚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据张学良解释说，当天他听说郑州集中了中央军的三个师及一个补充旅，要来西安、三原一线，作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他对此竟一无所知，这不能不使他大为不安。当晚，突然又听说国民党省党部便衣队强行抓去了东北籍大学生宋某和马某，这更使他疑窦丛生。盛怒之下，他当即下令全城戒严，并派自己的卫队营和手枪营包围了省党部，抓了捕人的便衣侦探来审问。同时打电话警告省党部及邵力子，以后不经他的批准，不得逮捕东北军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第二天上午，张发现有关郑州的消息纯属误传，这才放下心来。但他对西北发动的态度，却因此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30日晚，张学良约见潘汉年，交谈中他主动说明了自己前些天态度犹豫的原因。原来，在他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时，蒋介石曾主动向他表示过要联合苏联。张学良当时马上提出，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问蒋有无办法。蒋有些神秘地向他看了看，说不用着急，将来有办法。这期间，一向主张联苏的蒋廷黻曾两次找到张学良，要他向蒋介石提出联苏容共。当时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结果，想不到不久前蒋介石竟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显示蒋很可能已有心联苏容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张学良再在西北揭旗联苏联共，只会让人以为他投机，好像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而不是为了抗日。经过潘汉年一连几天晚上反复说明道理，张学良终于渐渐理解了，必要的准备与暂时保持与南京的统一之间并无根本的矛盾。潘汉年随后报告说：目前张学良对我们计划的了解程度，已较十天前好一些了。直接与中共中央通报的电台建立起来了，具体准备的行动也已决定陆续开始了。
刘鼎报告：张学良请为蒋使，愿冒险说和
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潘汉年于9月8日从西安动身，经洛川，与担任洛川工委书记的叶剑英一道，返回陕北保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曾特别叮嘱潘汉年，因驻守延安至洛川一线的东北军一0七师要调防，他务必快进快出，并按约定带叶剑英等重要干部来西安帮助工作。但因中共中央于9月15—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贯彻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的问题，会后东北军一0七师已调，交通线一时难以恢复，拖到9月24日，潘汉年才和叶剑英等经过化装，改经东北军一一二师防地重返西安。中途又赶上下雨，他们一行10月4日才到达西安。
此次潘汉年使命已变，成为中共与南京谈判代表。与张学良接洽的任务，改由叶剑英承担。二人到达后，5日即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对中共新政策表现出极大兴趣。事实上，还在潘汉年返回保安不久，张学良已经收到中共中央8月底就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当即告诉刘鼎，他对这个信极为赞成，并要求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愿请为蒋使，冒险进京说和。当然，他希望能够与周恩来再度面谈，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共中央的具体条件与让步极限。
不等中共中央回电，张学良已借冯庸之口向参谋长陈诚放言：“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将校士兵均感苦无战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事后他感到此种态度过于激烈，转而否认托冯庸传话，但在给陈诚和蒋介石的电报中，他仍强调：“欲图救亡，必须抗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实际上就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从张学良这段时间给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内心里对蒋介石确实是颇多畏惧，许多话只能是欲言又止。冲动时可以慷慨激昂，冷静下来又不免有些瞻前顾后。得知张学良有意冒险说和后，毛泽东曾复电称：张任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乃国家民族之福。但张学良见到潘汉年、叶剑英带来的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