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从“西北大联合”到“双十二事变”
作者：奎 松
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及湖北，跳到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然后再设法返回西北来。换句话来说，由于陕北、甘北不能立足，莫斯科又不允许搞西北大联合，红军这时不得不准备进行第二次长征了。这当然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在他们这时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不止一次地抱怨说：蒋介石并不真心与共产党谈判，红军目前物质方面困难已到极点，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余地否?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均盼望苏联援助，与红军联合抗日。如果你们坚持不赞同西北独立，红军主力在现地区已无作战条件，将被迫分途远出山西、湖北乃至四川，进行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电报中的说法绝非虚言。张学良这时的联苏决心相当明确。11月5日，叶剑英因故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之际，张学良曾有亲笔函托叶转交中共中央，其中不仅关切地询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红军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为此，毛泽东等16日复电提议：最好能派驻守兰州的于学忠部就近协助河西红军前往新疆“办货”，并且愈快愈好。张随后答复称：于学忠部可以西行协助，“惟货尚不能满意”。这是因为当时苏联所答应提供的物资总量只有一千吨左右，并且讲明没有飞机大炮之类的重武器。而在张学良看来，没有苏联的可靠保证和相当数量重武器的援助，他是难以采取行动的。
即便如此，张学良也还是在暗中计划着采取行动。当他得知中共中央11月13日决定的精神之后，曾明确地说：他将尽量设法使目前在甘北的军事进攻停下来，而且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毛泽东说：它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了出来
张学良说“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的时候，已经到了11月30日了。而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变动，既显示他已有某种程度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同时多半也与这时绥远的抗战形势有关。毛泽东因此第二天就打电报给在前线的彭德怀等，说：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张学良和毛泽东为什么这时会对绥远的抗战形势抱以如此大的期望呢?
原来，还在1935年12月12日，日伪军就攻占了察北的沽源、张北、商都等县，并积极制造“蒙古国”。1936年5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由德王为“总裁”成立了所谓“内蒙军政府”，并大肆扩充伪蒙军，开始进扰绥东。10月下旬，蒋介石即授意以中央军汤恩伯部假借晋军的名义，袭取张北，同时以傅作义部进攻商都，但阎锡山颇犹豫。直到11月15日伪军再度在日本人指挥下发动进攻，蒋介石17日赶到太原，亲自部署决策，始有轰动一时的百灵庙之役。24日，傅作义部占领百灵庙，蒋随后几度致电阎锡山，主张派70架飞机轰炸伪蒙重镇张北与商都，并迅即出兵攻取商都等县，“予日伪以重大打击”。只是阎锡山担心“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始终支吾搪塞，甚至干脆去电反对。
蒋介石极力在外蒙边境附近实行局部抗战，并不惜扩大战事，惹动日军参战，本是个一石多鸟的策略。但由于绥远抗战所引起的国内救亡热潮，加上南京的主战态度，却多少激起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热切期望。 张学良还在提出要红军熬过一二个月之前，就已经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了。他的目的就是想乘机推动绥远抗战，并设法把东北军拉上前线。如此着成功，一两个月即可见效，绥远抗战将扯动中日全面对抗，西北的“剿共”战争势必要停止下来。
但张学良上书之后，竟得知蒋又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七领袖，并查封各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亡报刊。这不能不使张大惑不解，以至忿忿然于12月2日单人驾机飞往洛阳，决心与蒋理论一番。不想，蒋介石听了张学良关于东北军群情激昂，要求停战抗日的报告之后，反而动摇了扩大绥远抗战的计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张学良“请缨抗战”未成，反倒更刺激了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决心。而蒋介石亲自赴陕督战，更把张学良逼到了悬崖边上。这一下子，张学良真是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了。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并召来大批军政要员，同时调集更多的军队西来，必欲一举而消灭红军。张学良这时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所施其计了。不仅如此，大批军政要员的到来，以及中央军的源源开进，更直接威胁着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在西北的地位。事实上，蒋也确实在暗中策划着不得已时撤换张，杨的步骤，而张、杨也感受到蒋的不信任而时时“发生疑惧”心理。在两度诤谏无效之后，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在杨虎城的支持下，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与后来人们普遍理解的单纯“兵谏”有所不同的是，张学良、杨虎城看来还并非只是因为“诤谏”、“哭谏”不管用，于是打算把蒋介石捉起来再慢慢劝说他回心转意，联共抗日。毕竟，依着蒋介石的性格和他当时的最高领袖地位，“诤谏”、“哭谏”不管用，关起来也未必管用；就是在枪口威逼下暂时迫使蒋让了步，回去后也未必能兑现。张学良对此当然比谁都清楚。因此，他最初对事变的结果还有更多的考虑。正像他当日凌晨5时给中共中共的第一封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所说的，他是因为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才为了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将其扣留的。事变当天，张、杨就公开发表了有关事变的八项政治主张，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召开救国会议、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保障政治自由等。而在内部，张学良更明确地把这场事变称之为“革命”，尤其关心“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
当然，以革命性的变革为目的的西安事变，最终并没有实现。但蒋介石在“剿共”立场上的顽固态度的转变，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成功展开，仍然使这场事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这也难怪毛泽东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革命的，它的行动和纲领都是积极的，它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了，因而是有功绩的，应该拥护。
试想，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蒋介石的大规模“剿共”计划这次得以展开，红军纵使能够按照11月13日会议决定的那个战略方针突破“围剿”，考虑到一年前的长征中红军损失了90％的情况，很难设想这第二次长征会使红军受到怎样严重的损失。与此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也都将因此而改写。
对此，著名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一段评价不可不读。他说：“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的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综上所述，不论对共产党，还是对中华民族，张学良都功不可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