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人民日报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
作者：余焕春
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
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4月4日姚文元电话：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4月5日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坐镇小楼，用电话指挥记者：
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盯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仅这几个电话，已足能看出“四人帮”要干什么了。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4月3日这一天，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姚文元下令写《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这篇社论的。社论每段写什么，引什么语录，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
社论写成送审时，姚文元又在文中加了“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句充满杀机的话。
社论4月6日见报。5日深夜，也就是“四人帮”对广场上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广大群众下毒手的同时，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要把这篇社论“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还对鲁瑛说，“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请看，姚文元对他亲自炮制的这篇社论是何等重视。可以这样说，4月6日社论是他4月3日日记的翻版，是他那一帮人当时心态的反映，是杀人的反革命信号。
十二期《情况汇编清样》搞了哪些鬼名堂
从4月1日到5日，人民日报根据“四人帮”提前定的“反革命性质”，突击采写、编发了十二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经姚文元修改同意后，再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这些《汇编》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制造了许多假材料、假情况，欺骗毛主席、党中央。
天安门广场上最大量、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民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要反映情况，当然首先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但“四人帮”心虚，害怕这些，一见花圈、诗文、悼词就删；一见群众反对他们，就怒火冲天，统统一笔勾销。留下的则是一些诬陷不实之词和罗织的罪名。
且看他们是怎样陷害群众的。4月3日《情况汇编清样》中提到一个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倡议书》。作者以大无畏精神，揭露“四人帮”是“从内部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要篡夺领导权，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倡议书》结尾指出：“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人历史的垃圾堆。”姚文元作贼心虚，在《清样》中把《倡议书》全文删去，而恶毒地将“说共产主义空话”篡改为“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这么一改，痛斥“四人帮”是说共产主义空话的修正主义者的《倡议书》作者，竟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反革命了。．
许多当时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会看到科学院109厂用大字在四块牌子上书写的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也登在4月3日的《清样》上。姚文元竟在诗后批道：“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于是，这个五百多人的小厂，有三人被抓进监牢，三十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全部改组。姚文元这个刀笔吏，就是这样杀人不见血的。
再看他们是怎样诬陷邓小平同志的。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与事件毫无关系。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大多数悼词和诗词根本没有与邓小平有关的内容。鲁瑛等人捞不到材料，就想从小平同志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邓小平有一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4月2日，《情况汇编清样》上登了该所放录音的情况，第二天姚文元就打电话让鲁瑛了解放的是什么录音。鲁瑛等心领神会，立即派记者去查，还要记者通过“内线”，摘所谓深层情况。4月4日，这位记者没有搞到录音内容，却有“意外收获”。他向指挥搞内参的头头汇报说，听说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室做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巨星陨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还听说小平女儿和其他人一起将花圈抬到了广场。头头听后如获至宝，要他赶快写出来，还说：“不要小看这一二百字，可重要啦!”其实，邓小平女儿根本没有抬花圈去广场。他们这样写的目的，就是极力要说明花圈、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
就在同一天晚上，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比半导体研究所的材料更为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用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正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4月5日晨，姚文元在这份手抄件上批道：“此情况已口头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过，文字稿送毛远新同志阅。”“四人帮”对这个材料断章取义，恶毒篡改，把小平同志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是怎样炮制出笼的
4月7日，形势急转直下，谁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这天早晨，鲁瑛奉“四人帮”之命，带着几名编造天安门事件情况的记者和那几份《情况汇编清样》，赶到人民大会堂。一见面，姚文元得意洋洋，劈头就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张春桥说：“在清样基础上写，不要另写。”
大会堂内，“四人帮”额手相庆；大会堂外，群情激愤，像火山喷发的岩浆。善良的人们怎知一场更大规模的镇压就要来临。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当面赞扬：“你们有功劳!”江青情不自禁地说：“我们胜利了广祝贺你们!”并关心地问：“你们挨打了没有?”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