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人民日报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
作者：余焕春
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鲁瑛等受宠若惊，即时改编，把张、姚这些话统统塞进了公开报道。还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编写中间，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警卫车。”就这样，他们编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来回穿梭，为大造杀人舆论，急如星火。
大会堂里的气氛，很快传到了编辑部。同志们虽已感到眼下无法挽回大势，但并不绝望。大家只要一想到天安门广场那潮涌一般的群众情绪，就充满信心，并相互鼓励：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4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登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颠倒黑白、充满谎言的报道。在所谓“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一系列涉及天安门事件性质的问题上，“四人帮”都不择手段地掩盖事实真相，并进行篡改。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举报道中所引“反动诗词”为例：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这首诗就完全是“四人帮”篡改、拼凑起来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先将这首诗的原文引述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对不起您，／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掏尽红心，／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挥尽血泪，／难倾满腔悲愤思绪。／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功高日月，声震环宇。／国际史上，／永载您的音容笑貌；／革命路上，／踏遍您的稳健足迹。／风云涌，鬼神泣，／巨星一陨天地哀，／四海五洲下半旗。／可笑群魔不自量，／妄想重翻腥风血雨，／鼓唇摇舌，捧裾牵裾，／猿猴沐冠，什么东西!／让那些家伙看看吧，／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你们不念我们念，／你们不祭我们祭。／总理精神万代传，／子子孙孙举红旗。／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广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钓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
鲁瑛登《清样》时先删去前16行，即从“敬爱的周总理”到“四海五洲下半旗”，还有最后两行“安息吧，敬爱的周总理”。姚文元审《清样》时，又接着删了11行，即从“可笑群魔不自量”到“子子孙孙举红旗”。后面倒数第五、第六行“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姚文元和张春桥各删一行。这还不算，他们又从《清样》中找来另一首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拼凑到这首诗里。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登出后，举世震惊，海内外友人议论纷纷，来访者要求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内的读者不约而同，愤怒地将报纸撕得粉碎。一位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4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这是人民对“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的声讨。
“四人帮”仍不罢休。他们继续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使人们相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真的，邓小平这个总后台也是真的。他们又布置写一篇《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写评论的同志特意到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去了解审查天安门事件案子的情况。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说，他们在审讯中没有发现什么写信要邓小平当总理、放邓小平讲话录音的材料。有的同志甚至明确讲，天安门事件是文汇报攻击周总理的文章引起的。
可是，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去。反映上去了，说真话的同志是要遭殃的。于是，真理被封锁，了，谬误得以流传。“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天安门事件蓄谋已久”，“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等等颠倒是非的话，都塞进了4月18日这篇社论中。
尽管“四人帮”造了那么多陷害革命群众和领导干部的舆论，他们追查所谓反革命的工作依然遇到很大阻力。姚文元打电话对鲁瑛说：“追查反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较多，是否要研究一下，写篇社论。”写评论的同志又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了解情况，并告知姚文元要写社论谈“阻力”问题，请他们帮助考虑社论怎么写，是否要写这样的社论。公安部领导同志说，这事要向华国锋同志请示。姚文元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任何个人意志都改变不了事实的本来面貌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派以迟浩田同志为首的三人小组进驻报社，人民日报获得了新生。不久，我被大家推举参加领导报社清查工作；从小汤山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许多同志对我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回到编辑部，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976年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三人名义报送党中央。
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耿飚同志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年多过去了，材料如石沉大海。尽管党中央已经采取措施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问题，许多无辜被捕者得到释放和平反，但整个事件本身的性质没有改变，因而平反是不彻底的，不少地方有关这方面的人和事，都留有尾巴。
怎么办?我想起了刚刚恢复活动的全国政协，那是民主协商大事、广开言路的地方，我决定带着清查材料到政协会上去呼吁。当时?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之间的斗争还很尖锐，可能会有风险。所以我到政协去发言，事先没有同政协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也没有请示报社领导。万一有什么事，言责自负，可以减轻他们的责任。
1978年2月8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开会，我以政协委员身份在会上发了言，吁请委员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努力。会上，我把报社清查出来的问题，向委员们作了介绍，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吴世昌、杜任之、李初梨、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