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东北决战幕后
作者：青 石
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毕竟很少可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圃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明，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5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的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工作条件极为有利。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人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几乎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严加惩处，直至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之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官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