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4期
东北决战幕后
作者：青 石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还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现又公然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故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已无法实行。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于是，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部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毛泽东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毛泽东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毛泽东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满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中共称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乐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还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了东北?其实，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说走法国的道路实在危险
在毛泽东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要扭转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在东北占据的军事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表示赞同。
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但是，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还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本来想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这样一来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营口就发生了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决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的中共占领区。要想保住根据地，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因而主张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而同意将军队编人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毛泽东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