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作者：郭 建
来，来了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只是在学员们下课后和她们一起玩游戏，如捉迷藏、丢手绢等。当时正是武汉最紧张的时候，眼看就要失守了。看来宋美龄不仅对时局很忧虑，个人心情也有些苦闷，就到我们这里来解闷消遣。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她来，就躲出去。我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不能躲，只好陪她。从那时的接触看，感觉她还平易近人，对我们也很尊重，没见她和谁发过脾气。第二期训练班结束前，她还请全体训练班的干部、学员到她家，让蒋介石接见，以表示她对训练班的重视，对学员的关怀。她还在蒋介石面前夸耀说：“这都是我的学生。你看她们多精神啊!”
宋美龄不让我走
我带领乡村服务队在黄陂县活动时，武汉爱国青年成立了一个武汉青年合唱团，负责人叫陈仁炳。这个合唱团要到南洋去宣传抗日，搞募捐，陈仁炳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董必武同志，要求派一个既能唱歌又能兼任指导员的人到合唱团。董必武点名让我去，因为那时我唱歌还不错，可以唱女中音，又懂点英文。于是我向妇指会的总干事张蔼真辞职，说我要出国深造。张表示要请示宋美龄。没想到几天后，宋美龄只带了一个保镖，驱车来到我们所在的黄陂县队部。一进门，她就大声讲：“郭先生，我不让你走。”当下就把我带回武汉。在这之前，我与她只是一般地打过交道，看来宋美龄对妇指会的干部还是留意的。我在妇指会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她知道我是清华大学的，可能认为我也是信教的(因为我父亲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比较能干，还很活跃。事出意外，我只好向邓大姐汇报。邓大姐听后说：“宋美龄看上你了，你就别走啦。这说明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她还信任、重视你。”这样我就没走成，组织上派了别的同志去南洋了。不久，宋美龄请我到她家吃饭，还让我带几个妇指会的同志一起去。同宋美龄、蒋介石吃了一顿饭后，宋美龄送了我一张她和蒋介石的照片，以表示她对我留下来很满意。
武汉失守前几天，宋美龄让我们把第一、二期训练班的学员都召回来，混编成若干乡村服务队，乘船去岳阳转长沙再南下，到湘桂铁路沿线各县去。妇指会总部则去了重庆。我不想在后方干了，想到前方去打仗。经过长沙时，就找到了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要求让我到新四军去。周恩来跟我讲了统一战线如何如何重要。他说，你看，我们的叶剑英同志至少可以带十万八路军打仗，可现在要去衡山帮助国民党办游击战训练班。我没话说，就告别走了。周恩来看我不痛快，说：“回来，回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为什么不笑着走?”就又和我谈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做思想工作真是感动人，我后来果真是笑着走的。于是就一直在乡村服务队工作，坚持到“皖南事变”。我们在湘桂沿线10个县搞宣传，时间近一年。我带的队在零陵县。那时撤退到零陵县的部队、机关、团体很多。除了我们妇指会的乡村服务队，还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抗敌宣传队(队长是魏巍)、二十集团军的妇女宣传队(负责人是王华冰)等四五个宣传团体。我们合作得很好，共同组织演戏、唱歌，宣传抗日。常常是白天一场，下午一场，甚至晚上再演一场。每次演出，群众的抗日情绪都十分高涨，即使下大雨，打着伞也挤满了场地。当地报纸也大力宣传，说：“零陵县一个星期就轰动起来了。”我们的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可我们的活动还是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有电报告到宋美龄那里，说郭见恩(郭建)是共产党首要分子。大约是1939年初，宋美龄派她的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到湖南慰问我们，实际是进行调查。他听到的，都是说指导长(宋美龄)派来的妇女服务队如何如何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确不错，一方面大概也因为：谁敢讲宋的队伍不好呢?端纳回去说了我们很多好话。我感到，宋美龄对这个服务队也是很在乎的——这是她的队伍呀。
1939年春天，妇指会通知我带着队伍去重庆。我要不要去重庆?当时曾与衡阳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我表示自己想去新四军，因为从那里去新四军比去延安近。办事处的负责人是石磊(曹英)，他说得请示重庆南方局，因为我的组织关系在那里。他打电报到重庆，邓大姐去了成都。接到电报的凯丰同志不了解我的情况，回电说：“不要去新四军，立即来重庆。”我回到重庆第三天，见到邓大姐。邓大姐说：“你不该回来，这对你很不利。特务机关不断有电、函向宋美龄告你的状。”邓大姐是通过冯光灌知道这些情况的。冯在张蔼真那里当秘书，机要的事情她都知道。邓大姐说，我当时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同意你去新四军了。我说，那好啊，快介绍我去延安吧。邓大姐说，不行，既来了，你就不能走了。你一走，不就证明你有问题了吗?你走了不要紧，很多与你有关系的民主人士、左派同志就要受连累了。好在你头上也没有共产党的标志，我们任何组织的名单上都没有你的名字，他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宋美龄问你时，你可乘机反驳一下。
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和邓大姐见面没两天，宋美龄就找我谈话了。宋美龄找我们这个层次的干部个别谈话，是少有的事。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她一见到我，没有寒暄，劈头就问：“郭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就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谁说我是共产党?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主张抗日，主张民主、自由，什么书什么报我都看，国民党、共产党的主张我都听听，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就是这样一个青年。难道这就是共产党?我本是个想做学问的人，想出国深造，是您把我留下来的。我在湖南带领服务队风里雨里干了大半年，千里迢迢回到重庆，想不到，现在我倒变成共产党了!假如您认为我留在妇指会对您不方便的话，我就走。”我说话时，她不插话，不打断，只听我说。最后她说：“不是就不是嘛，不要再讲了。”从此，不再提起此事。她亲自询问我是不是共产党，表明她对我有怀疑，但又不能肯定，同时也说明她还是“器重”我的，希望我能为其所用。不久，我相机向她进言：要继续办训练班，要充实扩大乡村服务队，要让四川各县都有我们的乡村服务队。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又办了第四期干部培训班，规模较大，招了几百人。四期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学生加起来近千人，曾到70多个县搞乡村服务队(湖北4县，湖南10县，四川56个县)。为了加强对日益扩大的乡村服务队的领导，宋美龄决定在妇指会增设一个乡村服务组，任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谢纬鹏任组长。这个工作一直干到抗日战争胜利。
应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及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从1938年开始，妇指会的联络委员会及其他各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上我只是谈了有关干部训练组的一些情况。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新运妇指会”分会，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机关也陆续成立了“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