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作者：郭 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从重庆撤退到新四军开辟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此后就一直有传闻，说我当过宋美龄的秘书。时至今日，还有人饶有兴趣地向我打听有关宋美龄的情况。我总是解释说，我不是宋美龄的秘书，我只是在她领导下的一个机构里工作过几年。
1935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当时是“民先”队员，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并代表清华担任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常委。1936年初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我当选为副主席(主席是刘清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就做了联合南迁的准备。平津失守，三校正式宣布迁往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通知三校学生去长沙报到。不久又宣布继续南迁昆明。很多同学不愿去，经学校交涉，部分同学留在长沙湖南大学借读，毕业后分别由母校发给毕业证书。留下的同学们组织了借读同学会，推举我当主席。那时武汉已成为战时政治中心，我经常往返于长沙、武汉之间，继续搞学生运动。
1938年我大学毕业了，刘清扬动员我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工作。当时我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不愿去宋美龄领导的妇指会工作，可是中共长江局妇委正想派人去，就决定让我接受刘清扬的推荐。我被聘为该会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的股长，并兼任过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的秘书。讹传我是“宋美龄的秘书”，也可说是“事出有因”吧。
宋美龄很会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会长，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宣扬所谓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观念，企图以此来反对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宋美龄亦步亦趋，在1936年搞了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自任指导长。当时还没有“第一夫人”的说法，但此举让人感到宋美龄是在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了。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首脑机关都搬到武汉，宋美龄对于抓全国妇女抗日活动的领导权表现积挺。因为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过会议，宋美龄也要召开庐山会议。1938年，她就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集“妇女谈话会”，邀请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各党派、各界妇女知名人士参加。会议于5月20日至25日举行，后来被称为庐山妇女座谈会。出席的约五十人。中共方面有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有唐国桢、沈慧莲、陈逸云、庄静；救国会方面有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方面有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刘玉霞；还有社会名流、学者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曾葆荪、劳君展等。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组织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并建立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宋美龄明确提出由妇指会担负这项任务。
邓颖超等接到邀请信时，刚从延安来到武汉不久，但她们已经同先到武汉的进步妇女界领导人如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曹孟君、王汝琪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邓大姐对大伙说：这是把宋美龄的妇指会扩大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一个良机；要通过这个会议，明确抗战时期妇女工作方方面面的任务，避免空谈，多干实事，以利抗战。经过集思广益，由沈兹九执笔，集体定稿，写出了一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邓颖超是怀揣着思考成熟的方案上庐山的。在会上聆听了宋美龄等的发言后，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会发言，大意是说：我们开这个会是因为抗战不能没有妇女参加；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本应由全国妇女代表民主讨论产生，不过战争时期可以变通，蒋夫人的意见可以考虑接受。但是她强调指出：妇指会必须改组扩大，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她并建议会议制定一个文件，作为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的工作纲领。会议一致同意邓颖超的意见，讨论通过了工作大纲，并且选举产生了妇指会新的领导成员。
改组后的妇指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李德全进入常委；委员由原来的7名增加到36名，其中有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下设总务、训练、文化事业、生活指导、生产事业、慰劳、战地服务、儿童保育八个组和一个联络委员会。张蔼真、陈纪彝任正、副总干事。联络委员会主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和文化事业组的组长，分别由救国会成员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担任；战地服务组、慰劳组、生活指导组的组长，分别由国民党的陈逸云、唐国桢、黄佩兰担任；儿童保育组组长是天主教徒纽珉华；生产事业组组长是无党派人士俞庆棠；总务组组长是谢兰郁。左、中、右都有，可算是“三三”制。联络委员会和干部训练组、文化事业组的骨干工作人员大都是救国会的成员，其他各组也有不少爱国进步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组除我之外，组织上还派了三名中共党员：李植青、张韵之和夏英喆。我们彼此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但各自是单线与组织联系，在妇指会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党员。
5月庐山座谈会后，7月份我们就办起了第一期战时妇女干部短期训练班。招了60多名学员，为期一个月。这个训练班那时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刘清扬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她始终拥护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中她是妇女界的领导人之一，和邓大姐关系密切。她不知道我们是党员，但我们相互尊重、信任，合作得很好。
宋美龄对妇女干部培训工作非常关心。蒋介石有黄埔军校，到处都有他的学生；蒋夫人也希望有自己的学生。投考训练班的，有教师、学生和其他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期训练班，我们请了周恩来讲“抗战何以必胜”；张爱萍讲“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张友渔讲“论持久战”；邵力子讲“三民主义要义”，等等。宋美龄也亲自讲课，讲“人格教育”。一个月训练完了干什么呢?把人打发走吗?兵荒马乱的，她们也走投无路。是不是组织抗战宣传队?请示邓大姐，她觉得训练组搞宣传队不怎么合适，就给我们想了个点子：就说训练一个月不行，还需要实习几个月，到战区去，搞宣传、慰劳、训练妇女救护常识什么的。刘清扬就此请示了宋美龄，宋美龄同意了，并给我们定名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妇女乡村服务队”。于是我们成立了四个队，由我们四个共产党员各带一个队，到武汉周围的四个县，发动群众“保卫大武汉”。因为是宋美龄派来的，国民党各县党部、县政府都得支持。我们就在那里搞宣传，办妇女识字班，传授救护知识，抢救难童，组织抗日歌剧团……。以后乡村服务队发展得很快。
我们的第一期训练班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第二期训练班，宋美龄就亲自抓了。她把一批三青团办的训练团的女学员拉到了训练班，重新训练，加上我们招考的共有100多人。她几乎每天下午都到训练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