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我的右派“罪状”
作者：叶笃义
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关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九三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500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过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大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的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对政治没有兴趣，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该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职专业。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载：
“叶笃义在会上以‘朋友’和‘同志’的称谓为例，谈进行拆‘墙’填‘沟’的问题。他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作报告，开头总是用‘同志们’、‘朋友们’称呼大家。顾名思义，所谓‘同志们’自然指的是在场的共产党员，所谓‘朋友们’自然指的是在场的党外人士。我感觉到今天还称呼我们为‘朋友们’有点不大亲热。今天我国的阶级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可否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同志’两个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同一政党的人互称‘同志’，一种解释是志同道合的也互称‘同志’。美国总把我国共产党以外的人士叫作‘共产党的同路人’。在他们也许是出于讽刺，但我认为也是对的。我们就是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路人’。因而我认为可以统称‘同志’。”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载：
“叶笃义说：我在清华大学讲的话引起了误会，需要说明一下。
“我讲的不是各党派退出学校，以后不再发展了，而是怀疑到党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党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比如一只火轮由此岸开到彼岸，只要掌舵的方向掌对了，不管如何开也不会开错。党的领导应该起舵手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确定方针政策，交其它单位执行就够了。如要学校培养符合规格的人才，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因此，党领导国家，在中央主要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搞好，在省、市主要把省、市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搞好。在机关和学校，党派不要成立组织，但可以发展成员。现在大家提出要拆墙填沟。由于在学校多一层关系；多增加一层矛盾，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载：
“叶笃义检讨他的错误言论，承认是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冒出来的。
“叶笃义说：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并对民盟的威信造成损失，我感到惭愧和痛心。
“几天以来盟内外同志在报上对我的批评，使我对自己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荒谬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现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的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这里我还可以拿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的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我在我的机关整党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是党组织太弱了，应当加强。这说明我自己的业务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其次，我认为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在当前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非常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我就这样被划为右派。
在被划为右派的人当中，有未讲过任何话而被划的。如潘光旦，罗隆基说他是“揭开了盖子也不说话”的人。刘王立明1956年在柏林召开的妇女节制会(她是中国妇女节制会的会长)上成功地维护中国妇女的尊严而博得称赞，她刚刚被提升为政协常委，第二年就被划为右派。他们二人俱未在座谈会上讲过任何话。龙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未讲话，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到了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因“反苏”而划为右派。也有在会上讲了错话，受到保护而未划的。如张奚若批评党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遭到不指名的批判。王昆仑把民主党派说成是“眉毛党”，只能是摆着好看的花瓶。他们二人俱受到保护。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周总理接见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资助他去美国。他拒绝去，说“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爱国情操是矢志不渝的。
我当上右派之后，就被免去一切本兼各职，时时过着“刑余之人，自惭形秽”的生活。在家里总是觉得低人一等，对不起人。我的儿子维祚三年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1960年我摘掉右派帽子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同我握手，我哭了，他也哭了。我们父子二人的眼泪流在一起，而他把过去对我的误解冲到九霄云外。
1958～1959年我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们右派分成一个组，组里成员有潘光旦、费孝通、陶大镛、吴文藻、叶恭绰等人。我们没有固定的学习题目，只是按照报上登载的大题目大家谈体会。反正沾边不沾边，我随题目自己骂上自己几句罢了。1959年2月4日我在学习结业时，写了一篇《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把自己说成从参加民主革命时，就准备反党。
[本文摘自作者《虽九死其未悔——八十回忆》一书的前言和第12、13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书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