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毛泽东的“铁托”梦
作者：青 石
联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无疑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特别是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发表了得到苏联同意的《大西洋宪章》，公开宣布美英两国将不再追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赞同国家不论大小均应享受平等权利，各民族有权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政府形式等，使人们即使在本质上也难以继续按照列宁的观点把它们仍然视为帝国主义。1942年5月26日，英国又进一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英同盟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即使到了战后，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要长期合作，相互援助。这样一来，哪怕是想像过去那样强调现时政策与将来政策的区别，都变得极为困难了。
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的这种巨大变化?英苏协定发表后，毛泽东多次与在延安的有关人士探讨对战后形势的估计问题。但是，苏联陷入严重困难，需要美国大力援助的现实，似乎并没有让毛泽东动摇他关于“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基本理念。相反，6月间他得出的结论是，本次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制度将会倒台。现在只有德、意、日、美、英五大帝国主义国家了，战后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倒台，《大西洋宪章》将不能不实行，帝国主义将不可能继续存在了。
然而，说美、英目前还是帝国主义是否合理呢?7月间，在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谈话中，毛泽东已进一步提出，即使现在恐怕也不能再把美、英看作是帝国主义了。他解释说，帝国主义是不会援助社会主义的，美、英两国援助苏联的行动以及《大西洋宪章》的表示，都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做的。从斯大林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把美、英看作帝国主义。当然，毛泽东并不否认美、英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他看来，唯一危险的只有美国，因为它是个“大家伙”，战后那些法西斯战败国都会依赖它，因此它“可能支配世界”。但他认为，英苏协定显示，英国将来一定会亲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战后也会迅速发展起来，那时候美国很可能会孤立，不可能出现新的帝国主义营垒。他据此断言：“就时代说，资本主义时代是根本过去了。”
了解到毛泽东1942年对美国看法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我们就不难想象，那种关于美国曾经有过机会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谈到这种机会的著作，显然都注意到1944年有一个短时期，发生在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外交官以及美军观察组之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交往。问题只是，它们没有能够回答——如果不是简单地拿民族主义来解释的话——中共这时为什么会如此热情?
谈论美、英政府的性质，与随后出现的那段中共与美国关系中昙花一现的蜜月，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显然是有的。这从毛泽东在中央开会讨论这些理论问题时的一段发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当时肯定地讲：这种讨论的实际意义，“就是要与英美好好合作”，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
考虑到毛泽东发言时特别强调了那个“大家伙”在战后的危险作用，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在谈论那个“起了变化”的资本主义美国时，真的就不再担心它在战后干涉中国的可能了。事实上，毛泽东随后实行的对美外交，明显是带有功利主义目的的。只不过，他最初的目的应该说更多地还是防御性的：一方面是争取美国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争取美国承认，借助美国政府来遏制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企图。只是到了1944年春天以后，他的对美外交才开始带有某种进攻性了。
毛泽东想做亚洲的铁托
1944年春夏两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再加上来自重庆的报告和外国记者的评论，毛泽东深信重庆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失去统治的实力地位。6月初，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估计，随着日本进攻的延续，国民党将面临四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实力大大削弱，但得到美国援助而渐渐恢复起来；二是削弱后得不到援助，但也不投降；第三种是引起内部分裂，一部投降，一部抗战；第四种是全面投降。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第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要争取抢在国民党和罗斯福前面夺取城市；谁夺取了中心城市，谁就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明显地比毛泽东更乐观。他们认为，国民党这次垮下去就不容易起来了，美国派兵到中国来直接干涉也是困难的；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是老大哥了；国民党力量太弱，到时候美国非援助我们不可。
从毛泽东上面的谈话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美国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警戒。尽管他已经确信美国不是帝国主义了，并估计美国最终可能不得不援助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依旧担心罗斯福最终仍可能站在蒋介石一边来对付共产党。因此，他仍强调要准备美国援助国民党，与中共争夺大城市。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得知罗斯福已经迫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7月13日，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通报了美军观察组即将来延的消息，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将利用国民党的进一步败落，推动美国向它施加更大压力，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是，电报丝毫没有流露出满意的心情。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毛泽东仍然不动声色。他只是在不卑不亢的接触中，对美方人员进行审慎的观察。谢伟思就是作为第一批观察组成员于这时到延安来的。作为美军印缅战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谢伟思的身份在美军观察组中显得颇为特殊。在周恩来介绍说谢伟思“一直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友人”之后，毛泽东也只是利用欢迎的晚宴，在饭桌上很有分寸地同他“认识认识”了事。但是，毛泽东又像是不经意地提出了“国务院有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说明他其实是很想要得到美国的承认的。(见《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毛泽东想要争取美国的热情，极大可能是受到乐观的谢伟思的鼓舞。这不仅仅在于谢伟思同斯诺一样，对中共印象极佳，而且在于他明确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赞同中共取得美援乃至改组政府的想法。很明显，当谢伟思抱定国民党不可救药的想法之后，他所表现出来的坦率就格外能够引起毛泽东的好感。而特别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透露着美国政府的种种意图。毛泽东很容易得出一种印象：美国政府坚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是有深远的政治、外交目的的。尤其是当他得知美国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之后，他自然会更受鼓舞。
8月15日，差不多是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将近一个月后，毛泽东开始做出热烈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