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毛泽东的“铁托”梦
作者：青 石
应。他亲笔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文章称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称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国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示虽然也像以往一样提到“区别”问题，但并非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而是强调要区别“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而且强调的重点在于：“凡愿与我们来往的英美人士及其军事人员，顽固保守分子总还占少数，且其顽固又常常是只反对其国内共产党，而不反对我们者。”中共中央相信，只要准其到我根据地来，争取逐渐实现军事合作，随后文化合作，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
毛泽东一向是情绪中人，《解放日报》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心情，自然不是装出来的。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与援助看起来希望很大，中共内部这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酝酿过改变名称的问题。
8月中旬，美联社记者在重庆与董必武等谈话，明确表示中共前途广大，只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最好能够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南方局为此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两点请中央考虑：一是说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二是说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8月23日，谢伟思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提到改名的必要性，毛没有做出明确答复，只是说他也“曾经想到改变名称”，但如果大家都了解中共的主张，就没有必要害怕。而关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他却主动表示说：“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但“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的理由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而“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我们“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
如此议论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联系到中共中央前此在内部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我们似乎很难简单地把上面的议论看成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人的纯粹的宣传。在上述党内指示中，中共中央破天荒地把美、苏、英相提并论，宣称“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尽管三国外交重心均放在国民党方面，但相对而言，美国较英国对我要好。
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并非偶然。这时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中一直弄不清苏联将来会否出兵中国，但他们又很清楚，即使出兵，苏联关心的只会是东北地区，因此，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倾向性将会对国共斗争的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长期不满莫斯科重视国民党甚于重视共产党的毛泽东，这时在美国人面前强调中共“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看重美国的作用，未必能从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获得合理的解释。任何相信美国曾经有机会争取毛泽东在战后转向西方的说法，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始终坚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具体到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很在意的。在9月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到了改名问题，并表示了怀疑的态度。他说，大概每一国资产阶级都恨死本国共产党了，但真的要改党名却值得考虑。很显然，毛泽东的目的其实只是想做亚洲的铁托，即拿英美的援助，打共产党的天下。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时又说：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
毛泽东想去华盛顿
铁托，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英国的援助，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人民解放军。在1944年这个时候，南人民解放军刚好胜利地实现了与苏联红军的会师，南共并且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具有全国政权性质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铁托的胜利，明显地影响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开会时就多次提到过南斯拉夫和铁托的胜利。毛泽东甚至仿照铁托的办法，提出了在中国组建解放委员会乃至解放军的设想。他对争取美国承认和援助的重视，以及对美国援助的高度乐观，很显然都来自于铁托的成功经验。
强调美国援助，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毛泽东确实一度相信美国会援助自己。在整个1944年的9月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对同美国建立军事合作的前景可以说充满了希望，甚至连向美国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都谈得很具体了。这是因为，他们一致相信，美国要打败日本，必须借助中国沿海地区，因此必须和那里的共产党部队进行合作。因此，多数领导人都认定：美国打日本需要用我们，是确定了的；与我们建立关系并给以有限度的援助，是确定了的。
然而，就在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布我们“要美国帮助的政策确定了”的时候，来自美国的风，突然转向了。
10月22日，美军观察组的顶头上司、对中共抱有好感的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被召回。毛泽东在28日给莫斯科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他写道：“与特区有着良好关系的史迪威将军被美国政府解除了职务。美军观察组人员对此都表示了极度的不满。”这时他并不知道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不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作战部署，更不知道史迪威正是由于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的建议被撤换掉的。毛泽东对罗斯福还颇多幻想，因而对赫尔利的话也十分相信。他告诉莫斯科说：在重庆的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正在考虑我们的建议，他非常不满意蒋介石反对特区的计划，已经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方案。
但是，毛泽东不久就发现，事情满不是那么回事儿。11月8日，赫尔利来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在双方一致同意改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基础上，搞出了一个双方基本认可的“五条协定草案”，毛泽东甚至还在那上面郑重地签了字。然而，赫尔利把协定草案带回去后，当即就被国民党根本推翻。赫尔利转脸一面表示对国民党不满，一面又劝说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说是只要插进一只脚去就有办法。
这一反复，惹得毛泽东大为不满。本来，早就想学铁托抵制流亡政府的毛泽东，对于同意与蒋介石“再合作”已感觉很不舒服，认为已是“极大的让步”；如今赫尔利干脆站在蒋介石一边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派几个人到政府里去做官，闭口不提改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前提条件，这让毛泽东颇有受到愚弄的感觉。不过，由于过分相信谢伟思的乐观说法，毛泽东怀疑罗斯福总统对所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