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近代中国最早的征婚广告和新式婚礼
作者：闵 杰
1900年的“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无法再维持它的封建专制统治。为笼络人心，同时也是在外国的压力下，它被迫实行“新政”，恢复了“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颁布的一些政令，被禁锢两年的戊戌思潮重新涌动。其最初的表现是，从1901年起，出现了新一轮翻译事业的高潮。开始时每年出版一千多种西方和日本的译著；以后递增至三千种以上，远远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启封建之蒙，破专制之弊，所翻译的书籍绝大部分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如《民约论》等，其中也包括再版的歌颂“爱情至上”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各种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通过这些译著潮水般涌入中国，与传统观念发生大碰撞。它的广泛性和对民众的刺激深度，都远远超过戊戌变法时期。加上大批留学生的出国和来华外国人的增多，中国与世界的隔膜被逐渐打破。长期在封闭的小农经济古老沉闷氛围中生活的中国人，仿佛在一夜之间，看到了世界近代文明是个什么样子。
最先接受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站在时代前列，成为新观念的弄潮儿。他们的家乡父老则大不以为然，叹息人心不古，斥为离经叛道。在新与旧，西学与传统的激烈交锋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婚姻观念的变革。中国古人就把家庭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缩影，故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警语；近代有识之士如秋瑾等人则大反传统之道，把婚姻和家庭的革命看成是破除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的起点。确实，一个人如果连个人的命运都不能把握，婚姻都不能自主，还谈得上什么改变国家的前途?就这样，在婚姻自主的口号下，1902年中国报刊上出现了第一份征婚广告，1909年前后发生了第一桩涉外离婚案。中国人初尝恋爱自由的禁果，青年学生的自由择偶蔚成风气，与外国人的通婚开始时骇世惊俗，以后也渐渐习以为常了。这中间，既有许多动人心弦的爱情喜剧，也有不少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
第一份征婚广告刊出，招致女性世界一片指责
1902年6月26日和7月27日，在中国南北最开明的两份大型日报——天津《大公报》和上海《中外日报》上，相继刊载’了由同一人求登的一则征婚广告。在男女婚事历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掌握的中国，这种公诸报章自由择偶的行动，无疑是一项石破天惊之举。广告全文如下：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覆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
这位从中国南方“北来游学”的青年学子，显然是冲破旧礼教束缚，“敢吃螃蟹”的第一位勇士。他所提出的三条择偶标准，分别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三种妇女观。即：破除缠足恶习，提倡人体的自然美；兴办女子教育，提高妇女的文化修养；摒弃结婚旧礼仪的繁文缛节，采用简单自然的西式婚礼。这则征婚广告的出现，不仅是中国男子求婚形式变化的初端，而且反映出择偶标准的一种时代趋向，是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一种挑战。所以，《中外日报》在刊登这份广告时，特意加上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表达了舆论界的赞赏态度。
有意思的是，征婚广告登出后，在女性世界未见热情反响，却掀起了抨击指责的轩然大波。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林宗素写信给《中外日报》，猛烈批评这则广告。她写道(原文为文言文，今译为半文半白文体)：
近读贵报，见载有《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读后骇然，所谓南清志士，究竟是何许人?为何隐名不报?观其口气，大有以中国伟人自居之意，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口谈维新的庸人罢了。何也?既然征婚求偶，就该自报家门，介绍自己的品行职业。当今之世，不仅男择女，女也有择男的权利，西方男女订婚，都有个相互了解的过程。今此君开列对女方的三个条件，对自己的情况却讳莫如深，直将吾中华二万万女子视为随意摆布的姬妾，视为上海租界的妓女也。
林宗素的态度不免偏激，但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看出了这位征婚者单向择偶的倾向，即只对女方提出要求而丝毫未介绍自己的情况。这种倾向反映出当时即使是思想先进的青年，头脑中依然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男子中心主义。
三年后情况变化，留日学人征婚很快得到女性回音
三年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1905年，留学日本的青年人王建善在上海《时报》上也刊登了一份征婚广告。与前者不同，他将自己的姓名、职业、住址一一开列，通篇不提对女方的要求，充分表现了一位心地高尚，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型男士对女性的尊重。广告原文如下：
西人言中国人婚配如牛马，任人牵弄，此言殊酷，近人所以有自由结婚之说也。然吾国教化幼稚，骤令男女会合，或反乱纲纪，识者又忧之。余以为宜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质疑问难，徐议订婚，既可免嫌疑，又不致妍媸误配，诚一夫一妻偕老同穴之善法也。创法请自我始。敢告女同志，如欲与余通信，可照下开地址邮寄，信到，誓不示他人。并望亦示地址，令可寄回信，借通信以讲学，亦文明风俗所许，正不必拘拘于婚字也。若欲就医学上之质疑问难，而除去婚姻思想者，余亦愿与为友也。
再者，余今留学于日本医学校，并不欲急娶；因人材难得，故欲早早物色。以下所开住址，日本邮局必能递到，若有迁居，事当登报声明。至婚姻进化之理，言之甚长，旁观有疑我者，或俟他日更著一书就正，今姑勿赘，识者谅之。王建善谨白。寓日本金泽市长町一番丁三十番地鹤来方。
这则征婚广告的标题为：《通信结婚法·敬告女同志》。征婚者不仅限于自己求偶，并且首次引进了国外书信往来以结良缘的新方法，即男方先通过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公开介绍自己的情况，留下通讯处；对此感兴趣的女性则通过通信，对男方作进一步的了解；双方先成为朋友，再决定是否缔结良缘。广告中的“女同志”一词，自然与今天的含义不同，是指在婚姻自由上志同道合的女性。这种通信结婚法，在“男女之大防”的时代，无疑是知识青年相互结识的最好媒介；即使在今天，对千里之隔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条文明的红线。
这则征婚广告登出后，很快就收到了回音。于是这位青年再接再厉，同时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编写了一本《通信结婚法说明》的小册子，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发行，广泛向人们宣传通信结婚法的益处，鼓动人们加入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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