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良师益友　胡耀邦

作者：李　昌

为革命事业珍重的患难中的战斗友谊。
　　
　　拨乱反正的不朽功勋
　　
　　1975年7月，党中央派耀邦同志和我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郭沫若院长兼党的核心组组长，耀邦同志担任核心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我担任核心组副组长。我们只工作了四个月，就被“四人帮”以“刮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夺了权。但在这段短时间内，耀邦也：干了几桩铭刻人心的事。
　　一是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肯定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成绩，提出纠正所谓开门办所、停止科学实验工作的错误。提纲被“四人帮”诬蔑为大毒草，加之我们筹划办一所培养高级实验员的高等专科学校，招生要停止“工农”保送，进行严格考试和反对批判知识私有，在中央会议上我们和胡乔木、周荣鑫、刘冰等一起受到“四人帮”及其干将们的批判。
　　二是他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号召科学院同志进行科技建国的新长征，并希望党这次是最后一次分配他的工作，他愿将余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他的讲话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
　　三是他关心科学院同志的生活困难，尽可能解决一些夫妻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分配房子、补贴：工资等问题，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一时流传科学院是“五子登科”。
　　1976年7月，科学院的造反派把耀邦和我揪到大连，要在一个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批斗。当时他生病住进了医院，造反派仍然坚持他非到会；不可。医生坚决抗议，声明如粗暴劫持，一切后果由不听医嘱的人负责，终于迫使造反派狼狈而去，他此次病中得以免受迫害。耀邦为人光风霁月，心怀人民，因而也为人民所爱，危难时自会得到人民的保护。
　　“四人帮”粉碎后，1978年耀邦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根据中央政策，拨乱反正，勇于负责，顶住压力，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他当时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先在《理论动态》、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粉碎“两个凡是”教条主义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件大事是他为党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曾遭“四人帮”迫害的广大老党员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鼓舞了我们更坚定地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到底的热忱和勇气。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选举耀邦同志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我也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我在工作中得到他很多教益。在这里我只讲一件事，即新华社内参反映浙江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的困苦和强烈控诉，他百忙中亲笔批示要妥善处理。这类案子在中纪委属我分管承办，我打电话给耀邦同志。他说，你要一抓到底，办出个结果来。我着手处理这个案子时，了解到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是支付了动迁费的，但上届地方政府在当时情况下虽安置了移民，这笔钱却分散使用了。水库建成后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库区移民却遭受穷困，而本届地方政府又拿不出巨额经费解决遗留问题。为耀邦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和要我办出个结果来的谆谆嘱咐所激励，我和中纪委同志同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及浙江省有关部门反复协商，终于由中央水利部门拨付一笔库区移民补助费，再一次由地方政府负责妥善安置。
　　1984年10月，为了落实中央《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我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回京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为开发湘西旅游资源，要修一专用机场和为武陵山区(原湘鄂川黔苏区)开办一所培养本区建设干部的高等专科学校(武陵大学)等建议，得到了耀邦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现在学校已开学，机场正在赶修。从这次考察中我体会到，我们这样的老干部，为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协助省市区，对市(地)县作些咨询工作是很需要的，我们也还是老有可为。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后，我退居二线，和一些不在一线的老干部老专家，组成了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发挥余热，开展了咨询工作。在我们的活动中，如对黑河地区的咨询，也受到了耀邦同志战略思想的启示。他预见中苏经济文化交流将会有大的发展，这个前景已经在望了。
　　从以上几十年我和耀邦同志的断续接触中，我体会他那革命的一生确实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正因为他有一片赤子之心，他永不衰退，而能随着时代前进，并站在时代的前头。我觉得他不仅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老同志的良师益友。当然，我不是说耀邦同志是个完人，他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想起他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亲切高大的形象，我们总是想起他的高尚品质、闪光的思想和冬阳一样和煦、可亲可爱的作风。无论在忧患和欢乐中，耀邦同志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他是引导我们迈向更高一层境界的精神力量。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五天时写就]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