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良师益友 胡耀邦
作者：李 昌
身心总在群众之中
我和耀邦同志是抗战初期在延安开始熟悉的，当时他是总政组织部长，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闻名。1939年党中央成立了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王稼祥同志。委员会几乎每两周开会一次，听取各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并为中央准备指示意见；耀邦和我都是委员，经常见面。我从一些同志那里了解到，他在抗大一大队担任政委时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他介绍经验说，知识分子需要精神温暖，要和他们坦诚相处，互相通心。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对他很器重，他以24岁的红军青年干部担当了军内重任。我这时是中华青年团体联合会办事处的副主任(对内是中央青委的组织部长)，耀邦过去在苏区做过团的工作，是前共青团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常向他请教苏区的青年工作。记得1940年8月，彭敏同志从前方军事岗位上回到延安学习，我们是民先队的老战友，他带来一匹马送我，但部队有关单位不允许。我写了一封信给耀邦同志，他立即回信，把马送了来。物轻“仁义”重，我觉得耀邦同志平等待人，尊重青年团体，尊重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底，我去敌后根据地工作，我们分了手。1946年6月，在山西阳高晋察冀军区四纵队驻地，我们又在一起了。当时他任纵队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在短短一年多共事的时间内，从几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格和风采。
一是他和士兵共命运，勇敢地亲临前线。1946年的集宁战役，他约我一起到前线视察。我们正在接近前沿的指挥所吃饭，敌人飞机从山后突然飞来袭击，子弹把他端的饭碗都打碎了。战士急忙拉着我们转入防空洞，才躲开了敌机的轮番扫射。在集宁战役前的围攻大同和战役后的几次作战中，他都不避危险，亲临前线。因此，他虽然初到这个部队，但很快就得到了战士的衷心拥护。
二是深谙指战员的思想脉搏，并善于将其引导到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战略决策高度。1946年10月，在大批敌军袭击下，张家口失陷，我军撤退到涞源山区。战士面临貌似强大的敌军，对形势认识不清，对陕北的广播评述“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思想跟不上来。因为张家口曾是侵华日军在晋绥蒙地区的最大兵站，囤积物资很多，得而复失，战士情绪不好，惋惜埋怨。耀邦同志在灵丘召集了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深刻而生动地分析张家口失陷并非不得了，敌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国民党部队反对人民，孤军深入，占领一城，就要分兵把守，分散兵力；而我军才是真正了不得，为人民解放而战，到处得到群众配合。失去张家口是很痛心，但没有包袱，反而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看准哪里有把握打胜仗，就打哪里，最后就可收复张家口和比张家口更大的北平、天津、上海。干部心里亮堂了，传达下去后，战士情绪迅速恢复和高涨起来，转入了休整练兵和投入平汉路北段作战。
以身作则教育青年
当时，他就高瞻远瞩地想到，要提高我军战斗力和迎接将来的现代化，必须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对此他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野战军运动作战，要在山区、平原驰骋，耀邦创建了流动铅印车(用两辆马车拖着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坚持出版铅印的《前卫报》，及时传播陕北总部对战争形势的评述和连队讲话材料，有效地提高了战士的政治水平。他又亲自主持，由和谷岩、陈明同志编辑，邓拓同志作画，先在纵队，继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了《革命军队三字经》，使战士既学到了文化，又提高了阶级觉悟，并树立为革命献身和作战立功的革命人生观。他自己，更是在戎马倥偬中抓紧时间，博览群书。每次解放城市，他都要搜集历史、地理和各种书刊阅读。行军也常携带书籍，骑在马上，读一页，撕去一页，读一章撕去一章。他原来只是一个初中学生，勤奋好学，终成大材。他的读书习惯，对我也发生了很大的感染作用。可惜耀邦在四纵时间不长，即调动了工作，我们又分手了。
1952年秋耀邦同志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当时也是团中央书记之一。他来后召开了青年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发表了文章《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团工作的方向。他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出：(1)在祖国建设的新时期，引导青年善于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2)各级团委首先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其次必须深人群众，认真地研究群众工作中的经验；(3)团干部的作风对于团的工作好坏有极大意义。他传达全会的号召：全团干部要一致努力，忠诚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忠诚地当青年的好朋友。我1953年秋后即离开团中央的岗位了。据我所知，上述青年团工作的方向，他在长期团的工作岗位上是一直以身作则，坚持贯彻执行的。在执政党的新历史条件下，党团干部忠诚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极其重要，也是一些人难于坚持身体力行的一项根本要求，但耀邦模范地做到了。几年后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我们谈到青少年有多种多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必须爱护他们，细心地帮助解决，才能使他们茁壮地成长。他曾举例说，有一个女青年因为有狐臭而为父母嫌弃，使她郁抑悲观。他想方设法，为其排难解忧，鼓励她自信自强，开拓光明的前途。由此可见他对青年朋友关怀爱护之深。
1953年6月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耀邦同志作工作报告，我作修改团章报告。我们的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的“毛泽东思想”字样也被划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把我们(当时我在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书记)揪到团中央礼堂批斗。耀邦勇敢承担责任，但忘记了事情的经过，只是说请你们问无产阶级司令部去，造反派对他斗得很凶。我离开团中央已很久了，这时突然回忆起当时起草文件的情景。我说，团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字样，是我亲手划去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同志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才解了围。在礼堂门口，消瘦憔悴的耀邦和我互相关切地注视，传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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