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
作者：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
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也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nq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重姓重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张沟大队有个社员到大队部要粮，问他姓名，回答“刘国章”，工作组负责人竟荒唐地说：“刘关张!刘关张在三国时就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又来捣乱社会主义，给我抓起来!”此人吓得转身就跑，结果还是被抓进监狱，不多时即死在狱中，其老母亲也饿死了。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全部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3000多人。
“大革命”带来的“大跃进”
镇原县从1937年建立党组织以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随着全国解放，一部分被抽调支援了新区，一部分在本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许、张冤案使他们无一幸免地遭到打击迫害。县委15名委员，有13名被批斗或逮捕；全县10名县级领导人，8名被批斗，2名被逮捕；57名科级干部，37名被批斗或逮捕，其余或被列为嫌疑，或被下放劳动，或自流无职了。全县被定或准备定为各类分子的干部32名。县人委机关只剩下一个科长和11名一般干部，提心吊胆地坚持工作，惶惶不可终日。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不仅在政治上被诬陷迫害，而且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除“反革命集团”成员外，当时工作组还以其他各种罪名批斗干部380名，处理了248名，其中逮捕劳教、管制的97名，监管13名，开除公职的59名，留用察看的46名，降职降级的33名。镇原县的干部队伍就这样被打散了。为了维持正常工作，不得不从外县“进口”干部。1958年冬，一次就从合水县调进科级干部25名。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经过这番折腾，镇原干部队伍原来那种朴实无华、团结互助、爽直坦诚的良好风气没有了，变成了互相猜疑戒备，不讲实话，不报真情，见风使舵，苟且偷安。从思想、作风上也把干部队伍打垮了。
镇原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亲密无间、鱼水情深的关系，也被冤案的制造者彻底破坏了。到1958年底，全县除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外，还在社会上逮捕了1347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347人，批判斗争了2522人。随意扣粮扣饭、打骂批斗、体罚捆绑等等违法乱纪事件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逼迫群众趴驴粪、钻鸡窝、抱磨扇、拔胡子等污辱人格的做法。群众则一度把干部视为“特殊阶层”、“官老爷”，避而远之。在有些地方，群众吃一顿好饭，也要站岗放哨，惟恐干部看见。
镇原县内过去的国统区曾建立“两面政权”，依靠党的统战工作，不少国民党的保甲人员都是“外白内红”、“明国暗共”，从而使我方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但是，在制造许、张冤案过程中，也把一些长期与我们合作共事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推向敌对的位置，作为国民党留下来或派回来的反革命予以打击。对于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和国民党旧职人员，更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整治。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