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

作者: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




  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镇原人民一向是倾其所有支援前线;解放后,也一直是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到,这竟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的错觉,下达的征购任务一直偏重,最终酿成了一起重大冤案。
  1958年,在甘肃省镇原县出现了一起人为制造的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重大冤案。冤案的制造者践踏党的组织原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其株连之广,手法之狠,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根据当年保存下来的不完整资料,就此冤案的始末整理成文,希望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能够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
  
  镇原县是半老区,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新城、平泉、湫池、南川、城关、临泾、盂坝、太平等乡镇;10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武沟、马渠、三岔、殷家城等乡镇。1936年夏季,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县北部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1937年初,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半年时间,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镇原人民为支援红军做出了巨大贡献。镇原县自1940年建立革命政权以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党的组织力量是坚强的,干部队伍是整齐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新中国成立后,镇原县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也曾多次为省、地领导所肯定。
  镇原县自然条件差,人民生活历来贫困,每遇灾年就闹饥荒。但是,由于广大群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镇原人民一向是倾其所有支援前线;解放后,也一直是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没有想到,这竟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镇原县的粮食就是多”的错觉,下达的征购任务一直偏重。实行统购统销后,年年都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
  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经过深入调查、测算,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经反复研究,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1957年因灾减产后,有的人因断粮外出逃荒;有的人宰杀小猪、小狗、小猫、母猪甚至耕畜,用来充饥;有的人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上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尚欠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春季,省、地领导曾多次到镇原调查,肯定了严重缺粮的事实,不断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5月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平凉专区多数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粮食问题反映的是政治斗争问题的观点,但仍决定先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然后再寻找问题的根源。
  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字、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李正廷在会上要求县里尽快做好粮食供应工作,让群众安定下来,治病休养,恢复健康,恢复生产。这样,群众生活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农村面貌有所改观,生产逐步恢复正常。
  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革命根据地成了“反革命大本营”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从粮食问题人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打乱了一切法律秩序。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人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把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置于革命的对立面。因此,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在工作组的操纵下,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违背组织原则,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 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主观臆断,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武警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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