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作者：罗久芳
在当时那种心神紊乱、生活不定的情况下，“当事者迷”应该算是常情。可是五四刚过去三个星期，父亲便在上海《星期评论》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总结了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特质，这就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族自觉的精神。这也是多年后胡适在《纪念五四》一文中认为“很公道的估计”，“五四事件”也从此伸展成为“五四运动”。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寓言性的名词(allegory)，仍然处于中国知识界争议的中心。
“五四”一周年时，父亲为《晨报》编辑“五四纪念增刊”，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蔡氏虽赞许学生的努力、奋斗和牺牲，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采用罢课的手段，“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父亲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发表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和反思。他重申了一年前对五四精神所下的定义，并认为那三种精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但他也承认学生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产生了万能的观念，导致了学术的停顿，行为落于形式的窠臼。不断的通电、游行、罢课，效果也就愈来愈小。他与蔡校长一样，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这是他毕业前的自白，也说明了他获得“穆氏基金”资助后决心出国深造的动机。
在北大的最后一学期，父亲继续记录、整理杜威在北大所作的系列哲学演讲，准备在《新潮》发表。他自己则为该刊第二卷写了二十二篇文字，其中有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的，如《妇女解放》和《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有批评学术界不良现象的，如《学术界的骗局》；也有介绍西方新书和新学说的，如《杜威著〈学校与社会〉》、《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等。另外，他还为《新潮》坚持批评的态度辩护，指出由于专制社会对思想的桎梏，使中国缺乏批评的观念，“所以我们批评他，他就以为我们骂他，所以他就要记恨，就要真的还骂”。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赞成一件事应当研究，反对一件事更当研究……因为研究固当批评，而批评固当研究。”(《批评的研究》)
此时父亲对新文学的兴趣尚未减退，在出国的途中还曾整理出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发表在1920年10月的《新潮》上。他认为新文学面临的危机，是受到旧思想中“轻佻、谩骂、武断、笼统、空泛、不合逻辑”等遗毒的影响。所以赶上世界潮流的途径，惟有研究西方文明的源流，有系统地选择中国所需要的书，介绍给国内，使中国能够适应时代的进化。基于这个信念，他在出国前便经常把国外有价值的文章和整本的专著翻译出来，在《东方杂志》、《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一次或分期刊出。
父亲在北大身为新潮社的主要成员，义不容辞地负起了领导并代表北大学生的任务，进而成为全国学生运动中的一名健将。他的声望是由于行动上的表现，更是因为他以开放的思想和生动的文笔，写出了千万青年的心声。但他对自己所扮的角色，从不夸张，自认只有“五四”前写的两篇有关文学的长文曾产生过一些影响。至于那些批评性的文字，他承认“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
“五四”的前后三年，对父亲终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他在美国和欧洲六年，有良好的学术环境供他学习研究，翻译和著述也坚持不断；对国内的局势虽感到隔膜、无奈，但在祖国面临危难时，他奋起的表现仍与当年无异。1921年他参加了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游说和新闻工作，并为国内报刊写了三篇专题报道。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时，父亲在伦敦立即加入了英国在野党人士组成的“中国讯问部”，用新闻稿和演讲等方式，把惨案的真相和国内舆论的反应，供给英国议员及新闻界咨询。
在国外，父亲的兴趣转向哲学和历史，并决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但回国后不久，他即全力投入了大学教育工作。这仍应归因于蔡元培的影响和鼓励，使他认定大学肩负着建立新文化的特殊使命。他在清华和中央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都体现出蔡校长的作风。他自己经常担任基础课程，保持与学生接近；同时定期对全校学生演讲，分析国际局势，讨论各种文化课题，疏导青年的苦闷等。这些讲词，记录下来的有一百多篇。抗日期间他出版的几本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黑云暴雨到明霞》、《新民族观》，内容大半是将这些讲稿修订集成的。
自从1919年父亲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以来，他在“五四”周年时一共作过将近二十篇谈话、演说和专文。在1931年所作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演讲中，他重申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互动关系，并分析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用新标准估量旧文化，用新文学表现新人生，用新态度促进新社会。他深信这个运动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才能真正发生影响。所以他比喻“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
又过了三十多年，也就在父亲去世前两年，他写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再一次说明他的看法：“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父亲在1942年写的《从近事看当年》一文中曾说过一句含意深长的话：“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五四运动不是例外。”在采访过父亲的美国历史学教授Vera Schwarcg的五四运动专著中，总结她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所留下的最独特的遗风，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执着和对思想解放的憧憬。这个评估五四运动的观点，可以说与父亲一贯的立场不谋而合。
父亲晚年在一首自寿诗中有一句“但有死亡无凋谢”的祝愿。“五四”一代的元老虽都已作古，但愿他们所体现的精神永不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