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作者:周尝棕




  在郭化若被划为“托派”时,毛泽东坚持重用他
  郭化若怎么研究起孙子兵法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过此事的经过——
  “1937年底,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张闻天同志对我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毛主席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毛主席那儿报到去吧!’”
  郭化若曾因被怀疑为托派,于1931年丢掉了党籍。但毛泽东一直很重视他,信任他,坚持要他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负责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8月郭去党校学习不久,毛于9月5日又写信对他说:“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过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党校学习后, 毛泽东将郭化若留在身边,第二天就向他交代了任务: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交代任务的时候毛说,抗战全面展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寄托在国民党军的作战上。为此,毛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观点。先召开了座谈会,让郭化若请了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等人来座谈。座谈后,让郭整理大家的发言,拟定一个写作提纲。毛还曾专门写信为他引路,告诉他要看些什么书,从什么地方着手研究。他在大量读书、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提纲,交给了毛泽东,其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吸收了大家的看法和郭化若的研究成果。
  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也是受到毛泽东的启发。他回忆说:“大约是1938年秋,有一天我给毛主席送去有关前方战况的电报……主席看完电报我正要离开时,他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很快找了一些关于古兵法的资料,潜心学习研究,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一开始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39年2月和4月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国民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我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1939年8、9月间,我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毛主席知道后,很高兴。他对我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 ,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按照主席的指点,我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阅读。……那时军委一局工作很忙,我只能利用一些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几乎花去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才于11月9日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另一本书《军事辩证法》,原本是1940年8月郭化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演讲。他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的同一与差别,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等等,作了探讨。演讲也是在毛泽东鼓励下作的,毛对他说:“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演讲后经文字整理,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作标题,刊登在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以《军事辩证法之鳞爪》为题出过小册子。上海解放后出版时,出版社将“之鳞爪”三字去掉,干脆叫《军事辩证法》。书到手上,郭化若吃了一惊:书名如此响亮,又如此大模大样,会不会引起“目空一切”的嫌疑?但考虑到出版社的一番好意,也就算了。
  写作《军事辩证法》前后,郭还写了一些军事论文,还研究了孔明兵法,于1940年春写了《孔明兵法之一斑》,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上。当时这篇文章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国民党军队中就有些中下层军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
  军委一局相当于后来的总参作战部,是管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郭化若任局长之前,已有过四任局长,他们是:张宗逊、聂鹤亭、何长工、郭天民。郭化若任局长后,除本局业务外,还要干两件事:一是编辑《抗日战争丛书》,这是毛泽东确定的任务,原定为这套丛书编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工作》两书的刘亚楼、谭政因无暇写,也只好由郭编写;二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有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肖向荣,但是具体负责编稿的,就只郭一人。
  郭化若讲起话来长篇大论,但他很少说自己,很少说自己历史上如何如何。我虽多次听他讲话,却从未听他说过上边说的这些事。他对自己露脸的事没讲过,冤屈的事也没讲过。
  郭的一生,可以说有两个辉煌时期:长征到延安以后,那是当学者的年代;以后到上海,则是他做官的年代了,身兼数职,且又都是第一把手。不过,他做官也是学者派头。一次他在华东公安文工团队讲话时,问搞音乐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民间乐队多是一把胡琴、一支笛子,习惯于一个人自拉自唱;外国则是钢琴伴奏,大小提琴合奏,一出场就是大合唱队、大交响乐队?到会的800多人,竟无人能回答出。郭解释说:中国过去一直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休息和娱乐,也往往是一个人坐在地头自拉自唱,自得其乐。西方资本主义是工业生产环境,机器轰鸣,火车轮船飞机都发出巨大声响,人们休息娱乐要听听音乐,音乐的音量必须盖过那些声响。讲到文艺创作题材,郭说,从刘邦的《大风歌》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世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多是以战争为主题,因为战争……由此把话题转入他最熟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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