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关于苏俄文学与中国的对话
作者：李辉 蓝英年
李：苏联解体之后，目前俄罗斯文化界对历史是如何反思的?知识分子是侧重总结个人的教训，还是回避?
蓝：苏联解体后，苏联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历史反思得相当深刻。几乎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进行了反思。对十月革命本身也有不少反思。不少人认为俄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是历史造成的。他们说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一战和内战严重毁坏了俄国经济。农业集体化的一些做法彻底摧毁了俄国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谈到，那时一列火车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途收集尸体，竟收集了一列车。
但是，当年的打手和告密者反思自己罪行的很少，也许他们的良心已经泯灭。其实告密并非个人品质的问题，是体制的产物。从小就向儿童灌输揭发敌人的思想，揭发老子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被斯大林树为榜样，到处为他树碑立传。当时苏联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告密，告密形成风气，不认为不好。当然，在很多人内心深处仍鄙视告密。
李：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是不是还有相当一些人保持了清醒头脑?像你前面说的高尔基也好，索尔仁尼琴、爱伦堡，包括法捷耶夫，都可以看作不同类型的人。潜流文学中的作家情况可能好一些，主流作家呢?
蓝：主流文学的一些作家也有清醒认识。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后就再也不提《春草国》了，这部作品是歌颂农业集体化的，如果他不写，就会像他哥哥一样，被打成富农，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后来很后悔，他是农民出身的，知道什么是集体化。他以后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厉害，后来发表《山外青山天外天》，记述他到远东的访问，已经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包括西蒙诺夫，思想也很活跃，反映了不少问题。他曾经写过一个电影脚本《一百个日日夜夜》(不是小说《日日夜夜》)，一直就发表不了。他写朱可夫，写朱怎么英勇打仗，战争是朱指挥的，而不是斯大林。当然那个时代作家也有时代特点，他们没有不捧斯大林的，连曼德尔施塔姆也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想不到吧?他不属于主流文学，对当时的情形看得也很清醒。这样的作家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反思斯大林给国家造成的灾害了。有的作品甚至是在大清洗后写的。我记得女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写于1939年。小说情节简单，但把大清洗的惨状、人人自危的气氛都表现出来了。如你能介绍发表，我就把它译出来。只可惜篇幅太短，成不了一本书。作家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不完全一样。大多数从崇拜到否定，也有矢志忠诚的，如潘菲洛夫。也有一贯敌视的，如布宁。也有跑出去又回来的，如库普林。
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非常了不起，比中国人深刻，个性强，能够坚持自己的东西。
蓝：中国传统是东方式的管治，动辄得咎，并尽量侮辱你人格。苏联动不动就枪决，倒也干脆利落，不搞大批判，不斗你。我们的思想批判太厉害了，你没经历过。大家集中攻击一个人。我第一次在人民大学受批判是1951年，那时还是团干部，非常进步。人大上《联共(布)党史》课，老师拿着讲义念，念一句学生记一句，一堂课下来手都累酸了。不少同学有意见，我就向系里反映，与其这样，还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看呢!就被批判了，我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人只要稍有些个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点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怎么还谈得到坚持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一个人都替大家想了。
李：由此，我就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省意识上与苏联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巴金的觉醒也是在“文革”之后，而苏联在那么高压下，还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人，产生了所谓的潜流文学。就是法捷耶夫，他一方面是传声筒，是总管，另一方面也对斯大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大部分中国作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思想认识并不清楚。这是不是两国知识分子在认识问题的深度上有差别?
蓝：苏联作家接触西方的东西还是多，而中国建国以后接触的就极少；尽管苏联很专制，可是自由民主的传统还没有完全中断。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五四传统也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中国人脑子里装得最多的是封建主义，习惯于盲从，不习惯于思考。
李：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俄国知识分子有个好的传统，对自己的地位有优越感。中国在五四时期还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后来就是接受改造了。苏俄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蓝：苏联也有一批打棍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切托夫、索夫罗诺夫和格里巴乔夫，赫鲁晓夫称他们三个为冲锋枪手，专门打人。柯切托夫就是写《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一位。谁触犯了他们的同伙，他们就在《文学报》上发表严厉抨击的文章。当时以《十月》为一伙，以《新世界》为另一伙，两伙人斗争得非常激烈。而在那舆论一律年代的中国，所有杂志都乖乖地听上级的话，面貌也都大同小异。恐怕没有一家杂志的编辑敢同主管部门争论、吵架，坚持发表自己看中的作品，而这些在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苏联《新世界》的家常便饭。
李：斯大林时代还允许这种正统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冲突?
蓝：斯大林时代没有，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他们的思想倾向区别很大，如《不仅是为了面包》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十月》上发表的都是拥护现行政策的正统作品。当然，《新世界》也发表吹斯大林的文章，不过发表暴露现实的作品更多。这两派对立得很厉害，见面不打招呼。有一个作家，见到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别老说我是《十月》的人，我不是，我跟他们已经一刀两断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那好，欢迎到我家去作客。
李：看来，在高压时代，苏联的一些作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的作家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参照苏联模式，你认为在苏联历史上这样的方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蓝：作协的形式有利于斯大林亲自控制文化界。换句话说，斯大林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种协会，其中作协最大。作协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一个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可把一个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日丹诺夫看上了小说《金星英雄》，作协便给作者巴巴耶夫斯基颁发斯大林奖。斯大林指定他当最高苏维埃代表，法捷耶夫赶紧补报名单。巴巴耶夫斯基俨然成了与萧洛霍夫、爱伦堡和法捷耶夫平起平坐的大作家。中国作协的自主权好像大一些，如划右派的权力中央便下放给作协了。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等人便是在周扬家里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当然，如果把“文革”前的作协想象成作家喝茶聊天，随意交流创作经验的地方，也未免太天真了。
李：回过头来看，七十年代苏联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不是还是潜流文学?
蓝：一些主流作家，像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是有价值的。潜流文学当然有价值，很多书写十月革命，写得非常真实。有两本书值得注意：一本是布宁写的《可诅咒的日子》，另一本是吉皮乌斯写的《黑色笔记》。这两个人当时都在国内，还没走呢，他们记录了十月革命后最初日子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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