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龚育之访谈录
作者：李真真
李：在您的《科学·哲学·社会》一书中有一篇您自己的小传，其中提到您刚到科学处时，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这本书涉及到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那么，这项工作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呢?
龚：那时学习苏联，也想把苏联对科学技术工作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了解一下。当时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不少已有中译本，但中译本《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还没有出或刚开始出。我买了俄文版的《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从苏联建国以后的文献查起，凡是里面涉及科学技术工作或对待科学技术专家的论述，都选出来，编了这本书。约有一半是已有中译文的，就用现成的译文，另一半，就是我从俄文新译的。书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当时影响比较大。苏联建国初期对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列宁的观点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团结、要使用。我们的思路有些不同，我们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有爱国的民族立场，这是可以团结的政治基础，至于阶级属性，过去认为我国知识分子从出身和政治态度上，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两面性，思想毛病挺多，但能参加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像留洋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也大多爱国。所以我们建国初期多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记不得是五几年的事了，西南局曾写了一个报告，说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如何。听说这份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把“小资产阶级”的“小”字圈掉了，传下话来，说从世界观上讲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之说。所以后来才多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对他们要改造、要斗争。
苏联的这些东西给我们以深刻印象的，是克服苏联建国初期的一些“左”的做法。在苏联，“左”派共产党员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排斥态度，列宁反复地讲道理：虽然他们有资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共产党不用这些人就掌握不了科学技术，而没有科学技术就不能进行建设。具体到巴甫洛夫，列宁还专门做了一份决定，里面有关于怎样支持他的实验室、给他几份口粮等等规定。把这些介绍过来影响是很好的，使人认识科学技术很重要，因此要很好地团结科学家，包括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物质待遇、配备助手等方面。
李：1953年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科学院党组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中央对这个报告有一个批语，这个批语是您起草的?
龚：是的。原来科学院也起草了一个简单的批语。过去有这样一个习惯，给中央送报告的单位，同时代中央拟一个对报告的批语，中央觉得可以，就由中央批转印发下去。科学处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把一些政策问题在中央批语里讲清楚。最先是于光远写了一个东西。这时胡绳管科学处，他给我们传达了中央讨论时的一些意见，比如说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改造，但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用伤害自尊心的办法不好，等等。我们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由中央来讲科学工作的重要性，讲团结科学家的重要性，还讲科学工作和科学家思想改造工作中的各种政策问题。原来拟的批语比较简单，后来充实了一些，还不够，还想更展开一些。这个批语的起草，具体工作是由我做的，大家说了一些意见，由我执笔写，胡绳做了一些改动后，就送上去了。送到乔木那里有没有改动，我记不大清楚。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本来在中央批语草稿的一开始就写了中央同意科学院的报告，此件可登党刊。到了乔木那里，他又在批语的末尾加上“此件可登党刊”几个字。他改后没有再拿回来给我们看，就发出去了。等到党刊上登出来，我们一看，一个批语，前后两次说“可登党刊”。大家开玩笑说，可见要求登党刊的心情之迫切。
李：您认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是访苏的结果吗?
龚：我看主要还是国家建设的任务进一步提上全党全国议事日程所起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1956年曾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时中央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确认经过多年的进步和改造，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其实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给人们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斯大林讲，从旧俄来的老知识分子或者跑了，或者被改造过来了，新知识分子是工人培养的，怎么还能叫资产阶级的呢。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以后，“左”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指导思想发展起来。不光是说知识分子一般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争夺的，主要就是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去团结，去争取，搞好关系；1957年划了一批人为右派反动派，把他们看作敌对的力量，没划为右派的，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批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产阶级要与他们争夺领导权，视为异己这种情绪反而比以前更强烈了。
中国科学院的党组织
李：访苏回来后，除了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外，您感觉到的变化还有哪些方面?
龚：党派了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到科学院来。1953、54年开始，1956、57年以后更多。当然，以前也派了一些干部，但是不多。科学院党组最初只有恽子强、丁瓒等几个人。丁瓒是白区进步科学家入党的，恽子强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出来的。后来就把张稼夫调来了，张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长，是政治理论水平比较高、资历也比较老的学者和领导。1956年后，陈毅点将，把张劲夫和裴丽生调来。按资历讲，裴丽生更高，按年龄讲，裴的岁数也大一点，但张劲夫很能干，是新四军的“四大才子”之一。陈毅的主意，中央的决定，由张劲夫当党组书记，裴丽生当副的。这些干部调来，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除了院这一层党员领导干部的力量大大加强以外，所这一层也派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当副所长。早先，所长、副所长大概都是由老科学家担任。那时党怎么领导呢?就是党员学术秘书，所里有，所内各研究室也有。这些人大概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学自然科学的，参加研究工作，又是党员，当学术秘书，实际上在那里起领导作用。但是这些人与那些科学家相比，学术上差一大截，又不是解放区来的老革命，无非是做过几天支部工作，政治上、领导能力上不算强，所以后来各个所就开始调一些有资历的党员做副所长。不过这时还没有比较严密的党的领导体制。大概反右以后，上面有精神，让各所还没有党员副所长的赶紧派，党的领导不够强的要加强，这样，层层领导，党都管起来了。以前，应该说科学家所长、室主任管得比较多一点，具体事情由党员学术秘书去干，但好些事还是科学家出主意，说了算。
反右以后，从院到所，从所到研究室，从体制上讲，差不多都是党委或党的总支部管起来了。搞到“大跃进”，好多事情党的支部甚至小组都在那里指挥了。这样就出了很多毛病。“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小辫子”，政治经验不足，科学根底也不深，小组、支部都指挥起来，上面也控制不住。科学家室主任做不了主，瞎指挥、浮夸风就出来了。所以1961年搞科学十四条，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是支部不起领导作用，应该把领导作用摆在党委一级，摆在所一级。当时所一级派的干部政治上比较强一点，比较能够按照方针政策办事，比较能尊敬科学家。这是聂总下的决心，由小平同志支持的，把党支部这一级的领导权撤销。这个决定的背景，就是1958年以后出现的那些情况。“十四条”的最后一条就是规定要所的党委起领导作用，下面的总支、支部不起领导作用，而是起保证监督作用，由担任所、室领导的科学家负责。高教六十条中也是规定校党委这一级起领导作用，系总支和教研室不起领导作用；工业七十条也规定工厂中厂党委起领导作用，车间、工段的总支部、支部不起领导作用。这是60年代初搞的几个工作条例的共同思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学的总支书记就说，你再怎么规定，我领导还是我领导。大概当惯了领导，拿到的权很难放下来。不过，从中央的领导思想上说，这个方针是明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