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龚育之访谈录
作者：李真真
李：请谈谈科学十四条的背景、制定工作及您所参与的有关事项。
龚：在搞科学规划以前，在党中央，科学工作是由中宣部分管或者说分工联系的，所以中央给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语，由科学处起草。陈总、聂总抓科学规划以后，在党中央，科学工作就由他们分管。1958年，中央还成立了直属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科学小组，中宣部就不负责分管了，但还有联系，中宣部科学处长于光远是中央科学小组成员。科学处还参与有关政策问题的调查研究，按于光远的说法是还“参与笔政”，就是参与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所以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以及“十四条”的定稿工作，我们都参与了。“十四条”是张劲夫、杜润生具体抓的，于光远参加了高层的讨论和决定，我参与了文件的起草，主要是参加了最后的修改、定稿工作。
李：还有谁主要参与了这项工作?
龚：最后定稿时执笔的就是汪志华、吴明瑜、甘子玉和我，几个人一起干。有时大家坐在一起议论，由一个人执笔。“十四条”先搞，吴明瑜执笔多些；聂总的报告后来才提出，我和甘子玉执笔多一些。
李：您在介入这个工作期间开过什么重要会议吗?
龚：座谈会都是在我参加以前开的，主要是科学院开的，科协开的会中宣部介入了，周扬去做了报告。
李：主要找了哪方面的人?
龚：分别找科学家座谈，找所领导和干部座谈。我本来在农村参加整社，中间抽回来参加文件起草，那时基础的调查研究已经都做完了。我参加的，主要是文件的修改。改来改去，定为十四条。后来又起草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
李：希望您能就此多介绍一些情况。
龚：开头没有这个报告。“十四条”搞得差不多了，但是因为这个文件是要公开的，有些话没有说得太透。为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统一认识，有些政策、策略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党内讲得更透彻一些。所以提出还要写个党内报告。为了准备这个报告，当时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把党中央历来关于科学工作的重要文件汇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其中包括1954年中央给科学院党组的批语，包括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批语，等等。还有1957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现在看起来，《事情正在起变化》有许多“左”的东西。但是里面讲了一个团结中间派的问题，对于纠正那时流行的不是“红专”、就是“白专”那样一种排斥“红”“白”之间的中间派的倾向，很有教益。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你不应该排斥他，不应该打击和歧视他。不要把“白”(那时讲“白”就是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专”联系起来。也不要搞“红专”、“白专”的两分法，不够“红”的不等于就是“白”，其间还有中间的，这里有大量的人，要争取，要团结。所以当时提出不要再用“红专”、“白专”的口号。编印这么一本文件集把“十四条”跟过去政策中的正确的东西联系起来，对于把握“十四条”中的政策思想很有意义，能把这些思想理解得透彻一些，而且这个集子发到领导干部手中使用起来很方便。
关于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
李：我知道科学处计划将“科学发展规律”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龚：这项工作的由来，与研究科学政策的理论基础有关。先是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论文，批评了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马尔是党员，观点极左，认为语言都有阶级性。斯大林批评了他的学阀作风，批评他的“左”的语言学观点。当时这些论述是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通常强调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也属于上层建筑。我们查到建国初的一些报刊言论，查到延安的社论，查到江西时期红军院校的课本中，都讲自然科学也是有阶级性的。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论文发表以后，苏联学术界就讨论科学的特点和科学的性质，讨论自然科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等等。我们介绍了苏联的讨论，还出了一本译文集：《科学问题论文集》。这是引起我们研究科学论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是从批胡适引起的。胡绳这时是科学处处长，批胡适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评价了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那场论战。当时科学派中除胡适外，还有丁文江、任鸿隽等一批自然科学家。通常的印象，丁文江是科学家，又支持科学，反对玄学，总是唯物主义比较多吧。胡绳做了一番研究，说这个印象不对，丁文江的科学观根据的是毕尔生的一本叫《科学入门》(或《科学规范》)的书，那是一本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著作，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了这本书的。那时科学处管批判胡适这件事，也就提出要对胡适、丁文江这一派的“科学观”做一番清理。这两件事属于背景。直接的推动，还是科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的问题。于光远领着我们，准备系统地研究科学的性质、科学的特点、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分类，等等。那时还搞了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论科学》的研究提纲，于光远和科学处的一些同志，有时还约别的一些同志，或开会，或闲谈，谈得有点想法，做点记录，准备开展研究。不过，后来反右运动展开，把这项研究计划冲掉了。
后来我陆续写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生产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的关系》、《人民群众和科学技术专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论文，1961年收集成集，叫做《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在前言中提出：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论这门科学应当成为我们党的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这门科学应当成为我们党的科技工作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本集子中的《自然科学与世界观》一文，为参与修改“十四条”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条作了准备，也是努力从理论上宣传“十四条”的一篇花了力气的文章。
科学院的同志为研究政策，也探讨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因为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政策问题，如怎样把握科学为生产服务和基础理论研究，怎样把握走群众路线和依靠专家，怎样理解百家争鸣和哲学指导，总觉得为了把这些政策问题说清楚，需要做理论的分析。所以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论问题与研究政策密切结合。记得杜润生在科学院做过一个报告，主要讲基础研究问题，就提到理论上作了一些分析，在科学家中反应很好。■
〔以上四篇访谈录，第一、二篇原载《科学新闻》，第三、四篇原载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为了在更大范围传播这些很有价值的历史回忆，本刊征得有关同志同意，特予转载，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