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莫斯科的背水之战
作者：青石
从1960年2月以来，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争执，更多地发生在国际会场上。争论的焦点，也更多地转到裁军等关系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几乎所有这些争执当中，中国方面那些带有火药味的革命主张，都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多数领导人都深感有必要做更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特别是要打破各国的舆论一律，做广泛的争取工作，让各国党的普通党员干部都能了解中国的观点。为此，在毛泽东的赞同下，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这包括通过外交、宣传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向外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系统说明中共中央理论观点的文章，和抓住一些有利的场合，对来华工作的大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专家等外国朋友，主动进行解释和说明工作。
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会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已经注意到，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据此，刘宁一专门向参加会议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报告。他提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把他们美化，是骗自己也骗别人”。事实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6月5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以邀请与会的20位外国工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的名义，试图向他们系统介绍中方的观点。这一尝试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由于受到以苏联代表格里申为首的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进行下去。
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做争取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苏共中央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向东欧国家兄弟党领导人进行游说。中国驻东欧国家使馆普遍感到，“一场公开的尖锐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因为，就连这些国家许多原来对中国比较好的普通党员和学生青年，也开始表现出对中国的不理解，经常提出一些“你们为什么总是主张解决世界问题要用战争?”“你们为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之类的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情况相当敏感。看到任何反对、怀疑中方主张的言论和表示，他都会用十分尖刻的语调痛加驳斥，批示道：“狐狸尾巴，经常出现。色厉内荏，心绪不定。”“坚决把列宁打倒，打得倒吗?笑话而已。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而发现任何赞赏中国的表现，即使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哪怕只是文艺演出受到欢迎，毛泽东也会高度重视，并由此看出希望所在，批示说：“好朋友，一个也就够了，何况还有十个，或者几十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或者可能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是不是呢?”
但不论毛泽东如何估计整个形势，在各国党中间，中国日渐陷于孤立已不可避免。布加勒斯特会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960年6月，由彭真率领，中国党的代表团前往出席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东欧国家兄弟党的工作了。因此，他们到达布加勒斯特不久，很快就感到气氛不对头。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中共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一是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趁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负责人都来与会，就原定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考虑到《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已经发出多时，苏联党也于6月10日、12日接连以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为名，发表文章影射批评中国党，毛泽东特别委托代表团设法与苏共中央就双方的分歧在两党间进行一些讨论。因此，还在罗党代会之前，中共代表团就于6月17日先行抵达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科兹洛夫等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讨论。罗党代会进行过程中，代表团又在兄弟党集会前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谈。但两次长谈的结果，不是使双方更加接近，反而使双方更多隔阂。
在与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以及在兄弟党会议期间，苏方以及同苏方站在一起的东欧各国领导人，都特别对中共中央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向不了解情况的各国工会领导人公开两党分歧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声称：“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在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呢?”他们同时对中国方面利用外交、宣传以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越过有关各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散发三篇文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苏方甚至散发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译成各国文字的、长达84页的通知书，除了严厉批评中方不负责任地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外，还针对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所提出的有关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系统地批评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和政策。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称：“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
中共代表团虽然负有与苏共当面交换意见的任务，但根据苏方当初的会议通知，代表团没有估计到在布加勒斯特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场面。尽管彭真唇枪舌剑，应付得体，事实上中共代表团已经处于被围攻的境地，极感被动。而赫鲁晓夫则颇为得计，言语中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比如，他批评毛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比如，他指责毛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又比如，他颇为傲慢地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得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十分强烈。毛泽东也敏感地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但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对苏方的做法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起草了代表团的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严格说来，布加勒斯特会议虽然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暴露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并且也使中共中央意识到有组织地在兄弟党干部群众中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震动较大。但毛泽东当初尚未估计到，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中苏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一个阵营里。应该说，两党关系不致出现较大变化。让毛泽东深感意外的是，代表团刚刚回到北京不久，苏联方面就于7月4日和16日接连通知中共中央：停止在苏联出版发行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援华的苏联专家。而这两项严重决策的直接原因，都是基于苏联党对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向苏联国内群众和来华专家进行思想宣传的强烈反感与畏惧。21日，苏联外交部破天荒地向中国驻苏代办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要求中方停止向苏联机关团体散发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宣传错误观点的发言和文章，并要求中方召回散发这些材料的人员。
撤退苏联专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科技、军工和外贸等方面的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极端反感，但他显然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只是轻蔑地批道：这“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基于这样一种态度，也考虑到当时的严重困难，为讨论这一事态而召开的7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8月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没有试图作出格外激烈的反应。会议明确地把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这一表现，限定在两党关系的范围内，强调它仍属部分分歧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县以上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的通知。通知介绍了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分歧发展的历史，但仍旧强调说，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分歧的关键主要只是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二人口要不要革命、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也关系到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要不要不断革命、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从整个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这种分歧的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因素会日益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更坚固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