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莫斯科的背水之战
作者：青石
赫鲁晓夫口无遮栏，毛泽东忍无可忍，称之为半修正主义
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之际，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是否有必要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主动释放在押美国犯人等问题，中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尽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双方各自销毁这次会谈的记录，以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特别让毛泽东如骨鲠在喉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并蓄意挑起边界事端，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竟然明里暗里偏袒印度；第二是赫鲁晓夫由高唱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进而走到与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眉来眼去、一唱一和的地步。但是，至少在多数中国领导人看来，中苏关系的根基还未发生动摇。陈毅在这一年12月27日所作的一个报告甚至还特别告诫说：“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挑拨离间，完全是枉费心机。”在报告中，“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指的是南斯拉夫。
1960年1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反映出这种情况。考虑到中苏分歧已成事实，有必要向党的高级干部做出说明，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印发了《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理论问题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对照性资料。但是，中共中央明显地还不打算对中苏两党关系做出某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公布的资料没有刻意搜寻和罗列中苏之间的不同点，而是就所有能够想到的重要问题，全面对照了双方的看法。从对照的结果看，双方仍有不少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会议印发的最足以说明两党分歧的资料，主要是中苏两国1959年9月围绕中印边界问题的来往信件和苏联政府“表示遗憾”的声明。不过，会议同时也根据周恩来建议，印发了陈毅1959年12月27日的那个报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中央这时对中苏分歧性质的看法，基本上不出陈毅报告评价的范围。
1960年初进一步引起中苏交涉的，仍旧是中印边界纠纷。1月19日，在得知苏联领导人即将访印的消息后，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大使，要求大使转告苏共中央，苏联领导人访印时最好不要过问中印边界问题，以免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并暴露两党之间的分歧。22日苏联大使见陈毅时答复说，苏共中央已经表示，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会“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26日，周恩来再见苏联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提法表示惊讶，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中立，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一个新现象。这等于公开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他因此列举了五个事实表示中国的“担心和不安”。这包括1959年9月10日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各打五十大板的声明；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国庆宴会上关于“我们不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的说法，等等。当然，周恩来仍明确讲，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妨碍两党团结。
这个时候，中方不能接受苏方暴露双方意见分歧的做法，苏方也同样不能接受中方暴露双方意见分歧的做法。
1月13日，苏联大使把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赫鲁晓夫表示，苏联打算单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两年内裁减120万军队。毛泽东当即要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苏联大使转告赫鲁晓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步骤。但在随后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上，中方代表康生、刘晓、伍修权却对会议提出的裁军主张持保留态度。康生在2月4日的发言当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防止苏联在裁军等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的精神，一面表示赞成普遍裁军，一面声明，在没有中国直接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将不承担任何裁军义务。
同中印边境事件一样，中方的这一表态也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但苏方的反应却显得更加强烈。在当晚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赫鲁晓夫就突然在讲话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共，尤其对康生发言中的强硬措辞表示反感。他声称，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他随即语锋一转，把话题直接转到了毛泽东身上，说“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
第二天，即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口头通知，更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情绪，说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通知同时批评康生2月4日的发言是错误的，说这种表态实际上等于是冲着社会主义国家来的。
赫鲁晓夫把毛泽东比喻成“旧套鞋”，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又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帽子，由此引起的反感可想而知。中苏两党分歧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升级。虽然，由于当时国内开始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直到3月上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周恩来、陈毅等继续在强调搞好与苏联的关系，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提议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自保留意见，不再发展争论，但事实上这种争论却难以遏制地日趋公开化。在2、3、4几个月接连召开的国际学联执委会、世青会执委会以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中苏代表之间围绕着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接连发生严重的口舌之争。
4月22日，借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由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在时代性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当然，多半是注意到国内的情况，毛泽东这时至少在公开场合似乎也还不想把中苏分歧引向极端。他指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说来，应当估计苏共是马列主义的党，他怕我们戴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因此，这些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文章都还对赫鲁晓夫留有相当的余地。文章含蓄地说，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并不是修正主义者”，称他们是些“好心善意的人”，只是有许多“不正确的想法”。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把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中印边界和对美政策这些具体问题，扩展到列宁主义理论观点方面来，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观点抱怀疑态度。赫鲁晓夫对印度资产阶级头子尼赫鲁和美国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的软弱态度，更使毛泽东确信，苏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误区，是中苏关系中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5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谈话时公开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而“所谓社会主义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他指出，与苏联的这些分歧“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如(他们)不改变，我们就把所有可证明的文件都拿出来”。看来，毛泽东多少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一面继续肯定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一面却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把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画上等号，称之为“半修正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