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九评]赫鲁晓夫
作者：青石
1962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这一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可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就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仍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的团结，但又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新疆少数民族受苏方挑唆集体逃亡，另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6月21日他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1961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196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但既然肯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肯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外，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可能不利于他观念中的革命方向的主张，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呢？
1962年10月20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下令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受命开始发表一系列“批修”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1963年2月15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 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