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九评]赫鲁晓夫
作者：青石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23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继续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固然也表示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可以暂时挂上一笔帐，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尖锐地质问：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可以都把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这一来信的答复。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些人士大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得到的意见也就大都是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支持。比如，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这位总书记立即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略有不同的是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中共的情况下，建议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
6月14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6月18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辞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从7月14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7月5日，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代表团于会谈结束后回国时，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于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开始不断地回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6日这一天起，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夏青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他们绝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曾经参加组织文章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会做出另外一种评价。他说：中苏之间当年的那场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为什么说是“空话”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寻找道路，解决问题，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然而我们自己也犯了对人家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其实，一个党、一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和政策是对还是错，也不是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在一时之间所能判断的。只有经过实践的长期检验和比较之后，在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其优劣之后，人们才能得出最终的判断。经历了中苏论战那段沉重的历史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毛泽东当年关于苏联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是要革命的、不要修正主义的说法，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中苏两党的决策，靠两党自己和本国人民在当时也是判断不出来的。事实上，当亿万中国人被“九评”所激动的同时，亿万苏联人也同样在被苏共中央的论战文章激动着。说到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时所掀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更多地导致的其实只是中苏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而已。
“九评”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得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显而易见，在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大张挞伐、无限上纲之后，要想再使激烈的相互攻击停止下来，不仅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已不大可能，就是在两党和两国民众的情感上也不大可能了。但是，在经过了几年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了。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下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其中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不过事实上，在“九评”写作的过程中，这个判断就已经得出了。如果再往早些说，应当说还在1962年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时，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而它所带来的危险，远不是毛泽东当时所能够预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