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作者:印红标




  毛泽东借此点燃“文革”之火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就出现了一千多张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的,但是很快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占了上风。以后几天,很多人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的大阴谋家,甚至说是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
  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几小时,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来到北京大学。接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到北京大学,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的精神,传达周恩来的补充指示,要求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北大党委当夜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华北局领导的指示。领导人批评的着眼点是公开张贴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将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要求北大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他们虽然没有反对贴大字报的形式,也没有评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但对大字报及其作者的批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聂元梓回忆说,当时一位领导人曾经责问过她,为什么贴大字报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组织请示,身为老干部,应当懂组织纪律。聂元梓回答说,请示了,“曹轶欧让我贴的。”口语中“让”字可以有两种理解:“指使”或者“允许”。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聂元梓的意思应当是:曹轶欧“允许”她写大字报,而不是“指使”。但是别人很容易理解为曹轶欧“指使”她写大字报。
  调查组的张恩慈在大饭厅看到大字报,才知道这些昔日的同事有这么一个举动。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报的作者了解情况,索取了大字报的抄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压力的杨克明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提出领他去见曹轶欧。两人来到西颐宾馆曹轶欧住处,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以后表示,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她询问了杨克明的年龄、工作,并对杨克明说这种事情要谨慎。大字报的底稿留在了曹轶欧处,是杨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电台广播,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当天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康生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的重要之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下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正常组织机构、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决以往运动及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讲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样板,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向全国推广这种运动形式。事实表明,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开端的。对此,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基层党内矛盾激化,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由哲学系少数教师发起的,康生和曹轶欧等人给予了推动和支持,最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影响全局的决策。这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的三步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