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作者：印红标
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名者都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都是中共党员，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都是该系教员。一个系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为什么要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领导?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讲到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党内矛盾。
社教运动和北大的党内矛盾
1964年夏季至1966年初，北京大学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经历了反复，牵动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人，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夏季至同年底。这一时期，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从政治上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断言北大党委的方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方向，错误地批判了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指责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一些青年教师按照“左”的错误观点，响应社教工作队的号召，积极批判校党委。校党委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节节败退。北京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机关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与社教工作队进行抗争，并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负责人彭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抵抗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
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出现一批积极分子并非突然。运动前，哲学系部分教员就与校领导关系紧张。原因复杂，据说涉及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关于60年代初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前任)工作作风的不同看法。
从1965年1月至1966年1月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市委支持北大党委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扭转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方向。
1964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方面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邓小平和彭真接替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了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此后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决定撤销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等人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此后，张磐石受到批评，离开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对追随原工作队方针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进行了大约半年，因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所以被称作“国际饭店会议”。1966年1月，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宣布结束。这时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对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北京大学前期社教运动的错误理应纠正，但聂元梓等人对于批评耿耿于怀，一直等待着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四个月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到来了。
第一 张大字报和康生、曹轶欧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它与康生有什么关系?这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并且正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干部和党员。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署名高炬、何明的重头文章，宣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此事与北京大学大字报的产生有重要关系。(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派这个调查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据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法律系主任的陈守一在《历史是公正的——北大教授忆“文革”》一文中回忆，调查组的曹轶欧不止一次找他询问北京大学学术批判情况，并且说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鼓动陈守一“揭发”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领导，但是被陈守一拒绝。曹轶欧没有提出用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批判。
曹轶欧动员陈守一向校党委发难未成，而哲学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却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跃跃欲试了。文革开始以后，这些社教运动的左派，密切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时常聚在一起议论。“三家村”的落难和北京市委的危机令他们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邓拓正是北大社教后期工作队领导人之一，对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着有可能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重新评价。
调查组进校不久，哲学系青年教员、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宋一秀、高云鹏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运动的状况表示不满。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社教运动结束以后，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这次随调查组返回北大。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既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可以写，但不能公开张贴。
在这前后，杨克明也见过张恩慈。杨克明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的同事和朋友，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刚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杨克明说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申诉材料，请张恩慈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都已经有大字报了。
张恩慈透露的信息使这些教员得到鼓舞。在这以后，大约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学系几位观点相同的教员，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赵正义和夏剑豸相约议论形势。谈话间，聂元梓来访，也参加进来。几人谈到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近来的报刊批判文章，认为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批判他们时所依据的观点，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风”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驳的观点。北大党委陆平、彭云不久前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报告(实际是传达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北京大学运动的方向违背了中央的精神。几个青年人提议写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问题，但是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要写就写现实问题，写文化大革命。于是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
在大字报酝酿期间聂元梓曾去找调查组组长曹轶欧谈话，并且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聂元梓与其他教员不同，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有多年党内生活的经验，深知大字报的分量。青年教员提议写大字报，她认为不错，但是她还要了解上级的意图。聂元梓在调查组住地与曹轶欧见面。聂元梓回忆说，她问：“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说：“能。”又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言自明的。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聂元梓心中有了底数，态度明朗了。
由谁执笔写大字报?最初议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但是修改稿不理想，于是宋一秀重新起草，算作第二稿。接着，几人又用大约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并推杨克明再作修改。
5月24日晚，杨克明在北京大学24楼112号房间高云鹏的宿舍连夜赶写。他对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几乎是重写，完稿已是25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给高云鹏，就去电工所上班了。这是第三稿。
5月25日上午，高云鹏、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和迟一步到达的聂元梓在北大25楼204号房间宋一秀的宿舍讨论杨克明的修改稿，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其中依照聂元梓提议修改了最后一段，并且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后的定稿，由高云鹏和夏剑豸各抄写成一份大字报。
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文章通篇政治攻击，其内容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故第一个签名。接下来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当时不在场，由高云鹏做主代签。讨论临近结束时，赵正义去哲学系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云鹏。六个人签完名以后，宋一秀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欣然签上最后一个，即第七个名字。1966年5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贴出。(根据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张恩慈1993年的回忆和李醒尘1995年的回忆，大字报抄写了两份，原来准备张贴在两处，后来第一份引起广泛注意，另一份就没有贴出。除聂元梓以外，大字报的六位署名者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93年和1995年笔者分别进行访谈时，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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