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跨越半个世纪半个地球的友谊
作者：张彦
那是1979年盛夏七月的一天。二十年前的1979年，无论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或者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元旦，敌对了整整三十年的中美两国政府终于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年2月邓小平正式访问美国，引起世界轰动。举世的目光都注视着这一戏剧性的历史转变。
难忘的1979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经过深思熟虑，终于下定决心打破坚冰，登上“空军一号”总统座机，破天荒地首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上的历史性握手，如今已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开第一步的标志载入史册。
然而，从北京机场上的历史性握手到中美正式建交，这个“正常化”却经历了将近七年的漫长历程。中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真正重新走上向前发展的正轨，由逆历史潮流倒退的“闭关锁国”，走向与世界接轨、兴旺发达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那一段深刻的演变，即使在我个人生活这面小小的镜子中也得到了反映。和几十万不幸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我也是1957年那场人为的“暴风骤雨”中的受害者之一。虽然某些人没有能如愿以偿地给我扣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但至少也强加于我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的罪名。从此，我就被“打入另册”，开始过着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另一种人”的生活，长达二十一年。“文革”中，我们全家还曾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只是从1972年以来，我个人的生活才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世上虽然往往“祸不单行”，但有时也会“喜事成双”。对于我来说，1979年成了终身难忘的幸运之年。新年刚过，我终于获得彻底平反，开始了新的政治生命。当时，中美刚刚建交，迫切需要交换常驻记者。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向我们单位提出，要借我出任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而且达成了协议。这样的双喜临门，给我们全家人带来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
那时候，中美之间尚未通航。由《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王飞和我以及报社的年轻司机贾梦醒组成的一个三人小组，不得不从亚洲绕欧洲，然后跨越大西洋飞往美洲。我们抵达中转站巴黎后，本来应该接着就换飞机继续前往美国，但热情的新华社巴黎分社的同志们留我们住一天，参观了过去只是在电影中见过的卢浮宫、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
由巴黎前往华盛顿，我们乘坐的是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外国飞机。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机舱里全是洋人，通用的只是英语和法语。空中小姐们忙个不停，照顾旅客十分热情周到，甚至主动为旅客看护婴儿。为了让这漫长的旅途过得轻松愉快，飞机上还播放音乐和电影，这在当时的中国飞机上还没有，因此对我们也十分新鲜。
下午3时，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杜勒斯机场。经过这样的长途飞行，再加上时差，本已疲惫不堪，但是，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却盖过了一切。在汽车里，来接我们的使馆新闻官员突然告诉我：“有一盆鲜花已经在你屋里等着欢迎你呢!是你的美国朋友送来的。”我听了又惊又喜：这可能是谁呢?一时间，这个意外的惊喜完全占有了我的脑际，以至高速公路两旁的景色也无心欣赏了。一到我们下榻的使馆招待所，我三步当作两步急忙走进我的卧室。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桌上那一盆盛开的郁金香，碧绿的叶子衬托着几十枝怒放的白色和粉红色鲜花，爽人的清香扑鼻而来。花盆上用金色带子系着一张小卡片，在印刷精致的图案画中写着这样几行英文字：
热烈地欢迎您，亲爱的老朋友，
愿您在新的历史阶段里作出更大的贡献!
您的兄弟般的友人
霍华德·海曼和诺玛
爱德华 ·贝尔和露茜
鲜花背后的历史
面对这不寻常的鲜花，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往事一幕幕又重现眼前。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4年，地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战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坐落在这里。由于这里蓬勃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又有“民主堡垒”之称。自1941年至1945年，我曾在这所大学就读。当时，中美两国正并肩抗日，以陈纳德将军为司令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也驻扎在这座四季如春的高原城市，被人誉为“飞虎队”。海曼和贝尔，正是在这个航空队服役的两个年轻的士兵。我和他们最初就是在昆明认识的。我们之间的友谊，还蕴藏着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
1944年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同时又是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的联大中共支部的书记马识途，正在昆明市里逛书店。进来了两个美国士兵，东翻西看，似乎想找些什么，但一无所获，不免流露出一种失望的情绪。突然，他们发现马识途正在翻阅着一本英文版的《苏联文学》杂志(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这也被视为犯忌的“红色刊物”)。他们喜出望外地走了过来，用英语自我介绍：一个叫理查德·帕斯特，一个叫莫里斯·华尔德，都是“飞虎队”的士兵。态度诚恳友好，显然在寻求帮助。
马识途用英语问他们：“想找什么书吗?”回答不免使老马大吃一惊：“我们想找一些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情况的书籍。”而且嗓音洪亮，毫无顾忌。老马不能不有点紧张，左顾右盼，怕被国民党特务听见。连忙低声告诉他们，这样的书，这里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只是中文的。不过，他说：“你们想了解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们。”两人高兴极了，立刻邀老马到附近咖啡馆去详谈。为了避免撞上巡逻的美国宪兵，老马带他们走进了一家熙熙攘攘的中国茶馆。经过彼此敞开胸怀的交流，富有洞察经验的马识途发现，这两个美国兵是真心实意想了解中国，苦于不得其门而入。于是，老马感到义不容辞应当给以帮助，答应介绍一些能说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和他们交朋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前不久，在昆明圣公会主教举行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李储文也结识了两个风华正茂的美国士兵：爱德华、贝尔和霍华德·海曼，他们也渴望了解中国的真情。通过他们，李还得知美军军营里有此愿望者还大有人在。李当即表示一定设法满足他们的愿望。
由马、李两个渠道反映出来的这种特殊需要，很自然地受到高度的重视，何况马、李本来就是好友。不久后，一个以马、李为核心的开展国际友谊的无形小组形成了，前后参加这一活动的，大约有十来个西南联大同学，都是些英文较好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我就是贯彻始终者之一。美方先后来参加活动的也将近十人，经常来的除上述四人外，还有杰克·艾德尔曼和耶尔·佛曼。
于是，在一群渴望追求真理的美国青年与一群从事民主学生运动的中国青年之间，一座友谊和了解的桥梁从此建立起来了。每隔一周的周末早晨，这些住在郊外营房里的美国士兵开着吉普车就来了。有时在李储文主持的青年会学生服务处聚会，有时是在大观楼公园的绿茵草地上，或者在五百里滇池泛舟荡漾。包饺子，吃中国家常菜，开美国罐头，喝啤酒野餐。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最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我们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向我们介绍美国的情况。彼此都感到非常新鲜，很受启发，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些美国青年都很热情、开朗、坦率，憧憬着一个公正、理想的社会，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从谈吐中，看得出来，他们大都来自美国社会的基层，对于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很不满意。他们满腔热情来到中国，是为了和中国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没有想到，他们看见的却是：一面到处都是疾病，满街衣不蔽体的乞丐；一面是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利用美援物资大发国难财。他们自然十分沮丧，总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们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那边的情况。
为了帮助这些美国青年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聚会的质量不断提高。我们为他们口头或书面翻译了一篇又一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他们不仅自己看，还以各种方式寄回国去传播或发表。时间紧迫的时候，我们就采取大兵团连续作战的办法进行突击。记得毛主席的重要报告《论联合政府》刚出来时，联大党支部也还只有一份油印本。为了让它尽快传播出去，我们特地邀请这些美国友人来到学生服务处，为他们组织了“接力长跑”式的全书口头翻译。我们翻译了一整天，他们辛辛苦苦记录了一整天。到头来，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但也为能够及时地共同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而感到欣慰。这些美国青年大概是最早看到这个重要文件的美国人了，他们从这个报告中预见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感到无比兴奋。
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突然下令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调回国内。这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暴露的是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已不能容忍史迪威对中国抗日军队一视同仁地支援的方针，目光已经转向准备战后的中国内战了。当时，“史迪威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杂志都纷纷揭露其中的种种内幕，特别是大量报道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黑暗。我们的美国朋友主动将他们所收到的材料送给我们。我们随即组织力量，突击翻译成书出版，命名《攻错集》，在社会上秘密发行，揭露事实真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久而久之，这些美国友人都已深深同情我们进行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当时，昆明满街都是美国兵。每当联大举行示威游行，都需要同时散发英文传单。这种传单的英文译稿，常常都是经过我们这些美国朋友润色的。有时，开着吉普车沿途为游行队伍照相的，也是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虽然政治观点并不一定相同，但一个共同的愿望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公正的社会，都愿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属于未来新中国的人”
那时刚二十出头的海曼，曾经这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和我在一起的是一些属于未来新中国的人。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地热爱他们的国家。为了改善他们的国家状况，他们会如此努力和热情地去工作，甚至可以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敢肯定，中国的这种好人一旦有机会发挥作用，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极好的地方。”
我们和这些美国士兵的友好关系，一直发展到他们把我们这些中国大学生请进美国军营去讲演，可谓达到了一个顶峰。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贝尔和海曼开了一辆大轿车，把我和李储文以及另两位联大同学载往昆明东郊第十四航空队军营。俱乐部里的一间不算太大的会议室，灯火辉煌，竹沙发椅子已经坐满了几十位美国军官和士兵。我们一进门，立刻受到一阵热烈掌声的欢迎。贝尔在致开场白时，热情地介绍了我们之间不平常的友谊，还宣布我将为他们介绍“中国的解放区”，又是一阵掌声。当我站起来正准备讲话的时候，一个举着相机的军官走过来了。我们同去的一位同学连忙机警地走上前去婉言谢绝：“请原谅，他很害羞，不喜欢人家给他照相。”不过，还是有人在后面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这一晚的会虽然开得非常成功，却为我们的友谊活动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后，联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美军已经会同国民党派人来向学校当局追查，那天去军营演讲的学生是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万幸的是，在和这些美国人来往中，我们用的都是英文化名，无从查考，最后也就只好不了了之。我们的美国友人贝尔等却倒霉了，都上了军营的“黑名单”。没几天，他们在部队邮局工作的朋友就悄悄告诉他们：“命令已经下来了，你们所有的信件都必须经过三重检查!”但这也没有吓倒我们的朋友，相反，更坚定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决心。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者虽然已开始走下坡路，但仍然朝中国西南方向发动疯狂进攻，作最后的挣扎。贵阳吃紧，昆明震动。这时候，美国朋友们及时给我们透露消息，还问我们：如果日本人真的打到云南来了，你们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像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那样，到云南农村去打游击战。他们听了，大为兴奋，竟然表示：如果真是那样，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也许还能在技术上发挥作用呢。他们的态度严肃认真，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三十年后的1974年，在纽约的“美中友协”刊物上，理查德·帕斯特曾经这样回忆过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出于对我们中国朋友安全的考虑，我们把日本可能以伞兵突然袭击昆明的消息尽快地传给他们。我们没有料到，他们对于我们这几个引人注目的外国人的关切，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关切。一天后的深夜三点，我在营房睡梦中突然被人急冲冲地摇醒。一看，竟是唐纳·张。他告诉我，他们开会讨论了我们所提供的日军可能进攻的信息，于是他就连忙骑了七八里路的自行车赶来了。因为，他说，会议决定，如果袭击真的来了，就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地下政治行动，他们将保护我们安全转移到下一个目标。袭击最终并没有出现。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这次的邀请。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一个多么美丽的象征。”
1945年8月，日本举起白旗宣布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这时候，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中国的国情已经相当清楚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预见到，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民渴望的和平与安宁，而是笼罩中国上空的内战阴霾。海曼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以及胜利之后，价值成百万美元的战争物资，都被转到了国民党军队手里。尽管,在这场人人都知道必将爆发的内战里，我国政府曾正式宣布是保持中立的。作为空军基地的一名秘书，我经手处理过许多各式各样的记录，我当然清楚这当中是怎么一回事。上面来的命令，是将一切不便于运回美国的武器装备就地销毁。然而事实上，我们只是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让等在一旁的国民党军队来取走。我们甚至飞越喜马拉雅山运送飞机给蒋介石，一些飞行员因此而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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