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徐水“大跃进”亲历记
作者：刘炼
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20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炕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条件十分艰苦。然而到9月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没有技术人员，就从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做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蹄的工匠都组织起来。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当时是怎么“找”到废铁的。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是姓郑。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刻组织力量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这位区干部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找”废铁。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到灶台前，挥起铁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说完他径直朝第二家走去。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每见他砸一，我的心就紧缩一下。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听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最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当我这个区干部试试?”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他扭头对身边的队干部说：“砸!”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他命令立刻把“废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白旗”，甚至要批斗。没有办法，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铁引子可以用“砸”的办法取得，焦炭和煤怎么办呢?这在农户是找不到的，只能到钢铁厂去“找”。听说各战区都秘密组织人力到当地或邻县的钢铁厂去“捡”或“借”。开始时，土高炉有焦炭供应，还真的炼出一点铁水来，于是人心大振，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我们也及时做宣传报道，进行现场采访，还编了快板书和活报剧在工地巡回表演。我采访了一位50多岁的老中农，他为了多炼铁，两天两夜坚持在高炉旁，说一定要守到铁水流出来。问他为什么这么拚命干，他说：“为了多出铁水淹死美国鬼!为了共产主义人人都要拚命干。”一位复员军人几天几夜不离炉，炉子风口堵了，他戴着湿手套进去掏砖，烧伤了手仍继续干……。人民的干劲确是鼓足了，但中央决策者不切实际发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恶果，却严重伤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土高炉流了几天铁水后，焦炭告罄，而且也无处去“找”了，于是指挥部决定改用木柴和煤。到了11月份，炉内温度不够，铁熔化不足，铁水流不出来，结果了炉。热情高昂的建设者们还硬要顶牛向科学宣战，炉长带头披着浇湿的棉被，钻进热气逼人的炉膛去砸炉的铁块，每个人砸几下就得撤下来，把结在炉内的煤铁混合块撬出来，各战区就把这样的东西上交。在徐水火车站上，这样的怪物堆积如山，也不知道送到钢铁厂有什么用，而这个“战绩”又将计入今年的钢铁产量中去了。
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批评大炼钢铁“有得有失”而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指责他是有意说成“有失有得”，以否定这场运动。但依我在徐水的所见所闻，干脆应当说是“一无所得”，还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和损失。这笔得失账该怎么算呢?
办流动党校和“过关”
在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工作中，我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无奈。理论书本上的ABC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经常冲突，使我言不由衷或无言以对，真是苦恼极了。
我把在钢铁工地上了解到的情况向许邦仪作了汇报后，他告诉我，现在炼铁工地集中了不少各公社的领导干部，正是办流动党校的大好时机。他让我在工地试办一两期，取得经验再推广。我回到工地后立刻组织起流动党校，并确定了密切结合学员工作和思想实际进行教育的原则，先后讲了四次课，内容包括党员的权利义务，什么是共产主义，党的群众路线等。讲课利用晚上或劳动空隙时间，学员是从各战区抽调出来的党员干部。给他们讲课真是困难极了。最多讲十来分钟主持人就要高喊：“嘿，醒醒啦!”他们劳动一天太累了。但当我联系到谎报产量、砸锅、毁水车和强迫命令等问题时，听众立刻清醒了，纷纷交头接耳起来。我抓住时机提出问题，让大家自由发言。在这里没有什么压力，大家也就敢讲真话，几乎异口同声反映上级定的指标太高，完不成要么“插白旗”，要么撤职，没办法只好谎报，谎报了还有奖励。针对这种情况，我分析说，上级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客观原因，但主观上我们做干部的不应只考虑个人得失，而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谎报了产量虽能插上“红旗”，但上级根据你所报产量调拨粮食支援穷困县怎么办?现在整天吃白薯粥就是谎报的恶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但又问我：“你讲得很好，很在理，可任务下来怎么办呢?”我硬着头皮激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都应把保护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向党讲真话。多少先烈就是这样做的。”我只能用这完全正确的原则回答他们了。我自感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形势下，理论工作者在现实面前却如此无能为力。
这期流动党校受到了许邦仪的表扬，说办得很有特色，提高党员干部的觉悟是根本的，是长期起作用的，鼓励我继续办下去。他安排下一期流动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过好“十关”，即：劳动关、集体关、家庭关、分配关、能为官能为民关、等级关、生活习惯关、道德关、差别关、听党的话关。他说公社化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更谈不上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强调说这“十关”不单是针对农村干部，对我们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严峻的考验。
我按照这“十关”对干部的思想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准备党课教材。比如“劳动关”，我调查了一位女劳模的情况，让她现身说法讲移栽大白菜的技术，借以说明大跃进不光是盲目拚体力，更重要的是善于学习科学知识；关于“集体关”，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干部认为“一切归公”就是集体化了，我则说明私有观念产生的基础是私有制，一夜可以实现集体化，私有观念却不能一夜消除，要加强主观努力；“家庭关”的调查和自省最令我难堪，我深感自己远未过关，只要一见当地幼儿园的孩子在泥土地上滚爬，我就想起自己丢在北京的幼儿们。母亲来信不断告急：大儿子误食蓖麻子中毒，二儿子患脑膜炎在医院抢救，小儿子患严重的蛔虫病等等。我却在这里硬着头皮说孩子送幼儿园可以解放生产力的大道理。妇女干部当场驳我说：许多妇女劳力并未解放，她们大多不出工，到幼儿园去招呼自己的孩子了。我被驳得哑口无言。实际上我心里也在想：要求广大农民过好这一关的当权者们，自己是否过关了呢?这是否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和常情呢?……越在下面调查研究，我的课越没法讲了。流动党校关于“过十关”的教育，就这样流产了。
种种矛盾和思想深处的巨大冲突，使我困惑，也促使了我进行了冷静的思考。我问什么叫“听党的话”，干部回答：“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级指示坚决执行。”我又问：“上级派下高指标，执行就要谎报，这叫听党的话吗?”大家哑然。我说“实事求是才叫真正听党的话!”他们摇摇头叹息。在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冲突中，我终于意识到，在当时历史转向的条件下，盲从并非“听党的话”，应当根据实践去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这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真正的“听党的话”。
据此，我返回学校后，联系徐水下放的实践给学生讲课，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学生很欢迎。虽然不久就受到批判，说我否定徐水成绩是“右倾思想”，但我自认为在实践中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对我的后半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1958年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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