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徐水“大跃进”亲历记
作者：刘炼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包括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一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以致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三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铺成一米厚三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一倍半。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目前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最多达100个。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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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产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梁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毛主席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斤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星”的计划改为放小麦“卫星”。当晚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各乡纷纷宣誓，保证小麦亩产超过两千斤，并要使各条战线放出的“卫星”，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便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于是，在6、7月间刚由全县250个合作社合并成的100多个大合作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都是“一大
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中央要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两千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食堂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报告，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机会难遇。可是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田。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篾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施肥的“成果”。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水沟。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施肥。可是当学生挖完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里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沤熟就要使用。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师生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主要的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我也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象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毛主席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长安子文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据后来的统计资料：1958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了：“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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