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可敬的日本友人山田一郎
作者：●刘大年
山田回到国内以后,一直站在进步群众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前列。办医院的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战争中从事反战活动的日本军人回国以后,组织起“八四友会”(取八路军新四军各一个命名),追求和平民主,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日本投降50同年,“八四友会”出版“战争体验”专刊,它叙述成员们的主张和目标说:我们中的很多人以前被欺骗,为日本军部侵略中国所利用。自从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我们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本质。为了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我们在中国的战场上,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反战活动。“战后,日本与世界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期间的日本历届政府,一贯不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是根在美国后面企图推进军国主义的复活,扩大向海外派兵。我们一定要阻止日本再次踏上悲惨的战争之路。”“八四友会”的成员们反对当局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这与日本众多抱有良知的国民、占主流地位的历史研究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来自血与火交融的战场上,来自对中国人民家破国亡、灾难痛苦的亲见亲闻,这使他们又是具有独特的条件来认识侵略战争的。山田是“八四友会”活动的组织者、推动者之一。1983年、1977年,他先后发表文章,指名批评中曾根。他说自己在青年时期,认同了“为日本而战”的欺骗民众的帝国主义思想,那种思想和独裁制度非常可怕。“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战的的口号”,反动活动猖獗,应该与这种反动活动斗争到底。山田去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叫《一个幸运的人--军医、八路军俘虏、新的战士》。他是他们那个群体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的代言人。他们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行动是勇敢的,是正义和光明磊落的。众多普通日本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这里也得到了反映。
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军,据1945年3月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部门公布,共3880人,逃跑220人。先后参加觉醒同盟一反战同盟的1200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最多时达百余人。他们都是反战活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日本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日军,最后大部分集中在贵州镇远县战俘营,共500人。另一西北战俘营,人数不详。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在郭沫若等支持下,一度在重庆建立日本反战同盟总部,少数士兵并到宜昌前线进行反战活动。国民党担心他们受共产党影响,命令解散反战同盟,那些战俘此后默默无闻。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路线的对立,也连及到日本战俘现实的与后来的遭遇。八.一五以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回国。周恩来欢送他们说:各位回国,我们没有赠送什么珍贵的礼物,“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青年”。山田就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份子。他和他的同志们,是日本法西斯给自己播种下的否定自己的充满活力和种子。
五十五年后在日本的重逢
我与山田、即现在的佐藤猛夫先生又一次见面,是1998年11月在东京。经过事先联系,由早稻田大学教授尾行洋一陪同,一行四人,至东京目黑区佐藤住宅造访。主人在门口迎接,当初两个青年人,现在是一双龙钟老叟。当然谁也无法辨认面前的是谁。坐下寒暄,追述往事,当我提到“白云医务主任”时,他不顾费力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拉住我的手,说“白云”那个名字只在短时间里用过,知道的人甚少,我们在隘峪医院相识,这是确凿无疑的了,感谢,感谢。在场的女主人、和我一同造访的朋友都为之动容。时间相隔55年,世界变化天翻地覆。一名来自八路军的病人,一名八路军医院给病人留下难忘印象的日本医生,重新碰到一起,回顾往事,我们都没有忘记过去,没有淡化当初的理想。我们的会见,友谊、庆幸、乐观、慨叹衰老,兼而有之。这尽管只是个人的交往,它的背景是反映抗日战争复杂的状况,以及由抗日战争演变而来的现实生活的一角。
与佐藤见面的当天,尾行教授在一个会上宣布说,今天上午刘大年先生与老朋友日本的白求恩佐藤先生的见面,情景感人。我是从个人角度了解佐藤的,,是否可以称他作“日本的白求恩”,没有想过。全面评价山田在八路军医院里的工作,我想要以当时的领导人钱信忠部长的看法为准。回到北京以后,我去看望好几年不见的钱老。他八十七岁了,健康一如昔时。我讲了会见山田的情况,留下会见的两张照片。钱老讲述在太行山医院里的情形说:“那时医院有两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某某,很好,但年轻,是来实习的。山田则很有经验。在医院里,外科手术我自己做,内科由他主治,他肯负责。至于称他是‘日本的白求恩’,我看可以这样说。”60年代他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时,邀请佐藤来中国访问过。总之,钱对佐藤的评价是很好的,是友好和怀念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中有不少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我这里叙述的,显然也不失为那种话题之一。
钱的记忆力惊人。在我们谈话快结束时,我说,当初与日军遭遇,肺部破裂不死,对您和山田我是永远感谢的。他不假思索地说,你是外伤出血,一看就可以知道,肺结核出血不是那样,除非有空洞。不过当时是危险的,你是命大。“你是命大”这个话他以前对我也是说过的。
佐藤虽然年近九旬,1998年底我两次接到他的来信,说想见钱部长和我,并到太行山看看。当年用武之地太行山,至今犹在他的向往中,可谓壮心不已。
他的《一个幸运的人》回忆录中,我所知道的事迹是实实在在的。太行山医院里,工作人员以为他是光棍,曾经酝酿给他介绍一位女护士,但事情没有成功。在东京,我们谈话中,我插进了这个情节,并向他夫人表示抱歉。他只是说,“我不是光棍”等我看见回忆录,上面详细记载着那段故事,而我所知的不过是休养员中的传闻,只是说明那并非子虚乌有。回忆录所附的各种照片中,竟然有两张难得的隘峪口的照片。50多年前八路军野战医院人物衣饰、环境外貌跃然在目。跟它近在咫尺的,就是西隘峪口村城堡式的拱门、我呕血住的病室、休养员们乘凉聊天的杨树林、女护士们洗衣的流水溪沟了。我仿佛又一次置身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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