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可敬的日本友人山田一郎
作者：●刘大年
日本反战同盟的士兵,多半活动在战地最前沿。我在冀南先后与单个的和成组的反战同盟士兵打交道,可惜至今能叫出名字的只剩下秋山良照、水原健次两人了。太行山腹地距战地前沿较远,没有想到在此地又遇到身为医生的反战同盟成员山田一郎。他的医院给我过我很大的帮助。医生天天给人看病,不可能记住患者谁叫张三李四;相反,病人由于亲身感受,很容易记住医生,不论是庸医或名医。
我突然喀血,山田说出一个药方
“七七”六周年前夕,我与中共冀南区党委组织科长刘国平一同到达河南涉县附近北方局太行分局所在地赤岸,也就是129师驻地。刘国平是来汇报工作的。我们分住两处。太行分局组织部接待我的是干部科长刘建勋,中午在农民院子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指给我说,那位正在向房东借碗箸的是组织部长赖若愚。刘建勋与我年龄相近,善于工作。他约我晚饭后在村外道路上散步,谈谈。赤岸村子较大,居民房舍依地势高下回环,错落分布在面朝东的山坡上。村外一小块罕有的平地,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不像那么干旱缺雨。我的情况刘国平已经大致对刘建勋谈过。我希望去延安,当然也准备就在太行学习。他认为两者都可以,不妨休息几天,了解些情况再作决定。我告诉他,上山以来忽然每天喀几口血,连续三四天了,想问问医生。他让我到师部医务室看了看。年轻的医生夫妻俩,说我是肺萎缩。不知究竟,于是决定我先到129师卫生部医院检查身体,再作决定。原来我打算看看太行分局与边区政府从冀南来的熟人和领导同志,现在也只好暂时搁下。我与刘建勋再没见过面。“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河南省委书记。
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驻地,在涉县以北清漳河畔山西辽县(左权)麻田镇。涉县上溯清漳河到麻田约70华里。八路军总部卫生部与30华里的隘峪口村。我从赤岸出发,第二天中午以前到达麻田。饭铺的菜包子刚刚出笼,我一边吃,一边打听出北方局党校就在附近某村。冀南行署副主任刘建章同志正在那学习,时间充裕,我顺道往访,我与刘见面,他们同室二三人,睡铺上都挂着蚊帐,正准备午间休息。这种很简单、但从容不迫的生活,从平原游击战争环境中来的人,也感到新鲜。刘后来当过铁道部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不少人知道的。从党校往北,经过五年以前到过的桐峪镇,晚饭前抵达隘峪口村。两天来,我上下午都喀过几口血,除此倒没有异样。
休养所所长看过太行分局的介绍信,由护士领我到靠近村边的一间病室住下。三间南房,只有一位病不重的休养员。据他告知,医院共分一、二、三、四所。这里叫一所,医疗水平较好。129师卫生部就住在河滩对面的东隘峪口村。我路上不免疲劳,现在思想放松下来。抱着否定所谓肺萎缩或肺结核,终于去延安的希望,只等安排检查身体。
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上午,突然胸口发热。还没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一股血流夺口而出。嘴来不及吐,从鼻孔往外喷。大约三五分钟后血量减少,并逐渐停止下来。护士把所长找来,看见地上一滩血,他也估计不出有多少毫升。只嘱咐躺下不要动,让护士用凉毛巾敷胸口,观察情况。大约两小时以后,血又大口往外冲,情形跟上次一样。用一路上吃饭喝水的搪瓷缸接住血,渐停以后,近少半缸。医生来看,吩咐护士注射葡萄糖液,继续观察。同室病号这时搬走了。下午和往后两天,恶劣情形依旧。我去厕所晕倒,被人抬回病室。中国文献上常说,某人“呕血而亡”,我意识到自己现在正面临这种情况,不出现奇迹,就不会延续几天了。显然这也是医生的估计。第四天上午,休养所当过红军、年龄较大的指导员,站在我面前,关切地问:“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很平静,回答说“没有”。然后又有气无力地说了两句:“没有死在战场上,死在医院里,有点遗憾!事后请通知我们机关一下。”指导员说:“心放宽些。你的病我们还会想办法治。医院里医务主任白云,是日本医生,很有经验。我们已经去请了,他会来的。”指导员走后不久,白云主任、医生、护士一同来到病室。情况白云大体已经知道,又问了问。回头对医生说(这位医生我记得姓杜,懂点德文),如果能够找到白阿胶,也许还有点希望,别的没有办法。白云看上去比我要大几岁,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医生想了想,说医院以前好像有白阿胶的,一个多月以前战备藏到山洞里了,不知能否找着。白云没有检查是什么病,就说出了一个药方,控制住呕血,挽救死亡。白云就说出一个药方,虽然他也不觉得有把握。这位白云主任,后来知道,他叫山田一郎。
大出血第四或第五天,人已经奄奄一息,眼也快睁不开了。医生拿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白阿胶,对我说,这都归你了。等溶化成流质以后,用羹匙吞服,一天服四五次,看看怎么样。护士拿我的搪瓷缸熬了一满缸,样子像浆糊。我也不管有效无效,头一天就吞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再过两天,“浆糊”消灭光了,说也奇怪,出血居然渐渐减少。四五天以后,吐血完全停止。
西隘峪口村南一二百米有片杨树林,一条清浅的小溪沟从树林下穿过。轻的伤病号三三两两,常在树丛下、溪沟边乘凉聊天。医生、女护士偶尔有来洗衣服或转转的。我不需要卧床了,但严重气短。后来勉强一步步移动,参加到树林人们中间去。他们对我的病看法不一,多半认为白阿胶是不能止住肺结核出血的。究竟是什么病,问题没有解决。卫生部长钱信忠同志深受病人信任。他给附近农民群众治病,农民称他为“活神仙”。谈天的病友中有人说:“你的病只有找钱部长才能确诊。”我问该怎么找法?他们说有办法。你先找唐兮凤唐医生看病,漂亮的唐医生是钱部长的爱人。她解决不了,就会把钱部长给你找来。不久恰逢唐医生来溪沟洗衣服,我跟她谈起看病问题。几天以后,她果然跟钱部长一起到我的病室来了。钱问明了出血情况,仔细听了听胸部,斩钉截铁地说:“你的结核病不严重,大出血是人工破裂”。然后说,破裂口不容易短期愈合,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吧。我这才明白过来,何以上山以后忽然喀血?是过敌人封锁线迷路走到山顶日军碉堡脚下,天已破晓,连续从悬崖陡坡下跳、翻滚造成肺部内伤。这就是“人工破裂”了。钱这个诊断后来证明是准确的。它对我同样重要。肺结核虽然没有排除,但不严重,思想负担也就大部解除。看来休息一段时间还可以工作,心情开始好起来。战场上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当初决定到敌后来的时候,说过准备“马革裹尸”的话,那也不是清谈。我和同一个环境里的其他人一样幸存下来,不过是偶然。与日军遭遇我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碰上山田一郎、钱信忠两位,使我又活了下来。如果说这也是奇迹,那是他们两位丰富的医学经验与治病救人精神创造出的奇迹。去延安的希望陷于渺茫,那就只好等着瞧了。
山田加入中共,后又成了野坂参三的助手。
1963年12月,我参加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团长张友渔因病临时住进代代木医院。我们照接待实行委员会的安排,访问日共总部,然后我和侯外庐等去医院探视团长病情。时间仓促,也可能想到医院有何可以留意的地方。不久,中国举办国际“北京科学讨论会”,我是中国代表团团员,钱信忠是副团长之一。在一次交谈中,我问钱,山田一郎其人不知下落怎么样?钱答:“他现在叫佐藤,是日共代代木医院院长。”那时距离在隘峪口与山田相遇,不过20年,见面或者还能认识。我去了代代木医院,毫无所知,真是失之交臂。十年内乱过去,我几次访问日本。日共与中共这时断绝来往,我也不便去打听山田近况,只是在碰到有人问我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时回答说:“我在日本不止有学术界的朋友,也有战场上的朋友。”这首先说的是日久没有忘怀的山田一郎,也是指当年冀南战场上曾在一起的反战同盟的朋友们。
俗谚说:山不转路转。这个话好像谈不上什么哲理,但它指出世界上的事是不断变化的,你没有想到过的情景是可以突然出现的。转来转去,我终于又一次与山田见面并知道了他的生平梗概。从中可以窥见,他是反战同盟那个群体一位出色的代表性人物。
山田一郎“七七”事变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就业以后潜心研究医学。1938年5月被征入伍,编入华北派遣军,驻扎山东兖州、注汶上县等地。1939年8月随部队“讨伐”梁山一带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包围,恶战一昼夜,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人全军覆没。他头部负伤,与另外四名日军一同被俘。过了两个月,他在微山湖小岛逃跑,几天以后再次被俘。开始在太行山八路军野战医院当医生,他曾打听附近铁路,寻找武器,继续准备逃跑。思想转变以后,他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6月,也就是隘峪口医院给我看病以前不久,转为中国正式党员。1944年到延安进入冈野进(野坂参三)任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中共七大会议他参加旁听。八.一五日本投降时,他是马上就要回国的冈野进的三名助手之一。在参加毛泽东特地为冈野进举行的欢送会之后,他们一行四人从延安乘飞机至东北,转往莫斯科,1946年1月经朝鲜回到日本。他从此退出中国共产党,加入日本共产党,创办日共领导的东京代代木医院,担任院长、总院长达50年。
山田的经历、活动中,有两点很鲜明:
他从一名饱受军国主义教育,只知道“为日本而战”的军医,转变为信仰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当然是由于被八路军俘虏,生活在抗日根据地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但他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对于一向排斥、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学说轻易地盲从。在他思想上,对于那个学说有一个接受与不接受的问题。他在高中时代曾见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画和传单,从来没有想过去接近它。在八路军里生活了两三年以后,体会到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正义性与坚定不摇的信心,开始了“新生”的想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反战同盟朋友那里读到苏联哲学家米歇尔.比索卢比奇著、广岛定吉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他说书上“最初让我叹服的是对于‘物质、空间、时间’等概念的严谨的理论叙述。就这样,每天晚上我读这本书直到把油灯里的油用干”。那本书放在他背囊里,打仗行军,变得破烂烂的。他先后还读了河上肇的《贫乏物语》、苏共党史、小林多喜二的小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那些读物使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与日俱增。他说那时自己在日军包围下,不知经过多少次九死一生的险情,“但我的思想完全不曾动摇过”。事实证明的确是这样。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再次大“扫荡”,反复搜山。他与卫生部工作人员隐蔽在山洞里,沉稳应付从洞口来回经过的其势汹汹的敌人,一同度过危险。当时在场的老干部,至今犹能言之历历。一要在实际工作上锻炼,二要接受新的思想理论启迪,山田的转变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方面,他体现了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不过环境对他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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