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作者：●李向前
其次是周恩来。在一般西方人的观察中,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具有威望、资历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周恩来排在刘少奇之后、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是无可争议的。正因为这样,蒙哥马利元帅才向毛泽东说透了自己的估计:“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中情局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列举周恩来的重要作用,比如,说周恩来在中共领袖中是最成熟和干练的。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知道为中国建立一种和缓、亲善的外交形象的重要性。他的外交风格灵活、机智,这使得他更容易为外人所接近。事实上,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人们甚至苏联人,都更愿意同他打交道。例如,他和陈毅最近对非洲和南亚的出访,就相当成功;专家们认为,周还是中共党内最为务实的领导人之一。这种务实的态度往往可以在中共领导核心中起到平衡作用。此外,周还是中共同知识分子的联络者。当中共需要同知识分子修好时,总是由周恩来出面作发言人。
但尽管如此,中情局的分析家们还是否定了周恩来作“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的原因,除年龄因素外,是他们认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是“温和派”的代表,而“温和派”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趋势下面,是不可能占有更主导位置的。所谓“温和派”,在中情局分析家看来,与“激进派”并不存在着一个壁垒分明的界限。它们大多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但近年来“激请”与“温和”的分野,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关系和激烈“论战”上面。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家的总理,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但相对说来较少有机会发表言辞激烈的反苏言论。他们判断,周对苏联的不满,主要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着眼于边境纠纷、苏联对印度的袒护等事情上。他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正是这种“温和”态度,决定了周恩来不可能成为“第三人”。
从而,中情局认析家们的一致结论是中共党内的“第三人”只能是邓小平。
他们的论据是:1.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2.相对于其他老资格的委员说来,邓是最高领导核心里的“新人”——他1954年调进北京,1955年才进入政治局。但是,他无疑又属于中共的第一代,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3.在目前中共政治权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实际权力的人物之一.他执掌着中央书记处这个最重要的职能机构,这使他实际列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4.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邓明显属于“激进”的一派。分析家们特别对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严辞批评,以及1963年邓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与俄国人的针锋相对,留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得出结论说,邓小平是当前最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器重,在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最可信赖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分析,中情局专家们肯定,邓小平是中共继承人序列的“第三人”。
三年前,即蒙哥马利元帅在1961年10月15日的《星期泰晤士报》上第一次发表他同毛泽东有关继承人的谈话时,西方世界对此的反应是既新奇而又不满足的。(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期间据说曾向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当时毛泽东说,在他以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这是毛自己谈接班人问题时第一次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但这个信息直到70年代《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以后,才为西方人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出于战略考虑,依据所得情报再次加以研究,终于得出了他们比较满意的结论。这个结论或多或少地左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看法。
然而,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历史的汰涤,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中情局分析家们的讨论是大谬不然了。
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在两年之后,既没有选用刘少奇,也没有交班邓小平,而是选中了林彪作他的法定继承人。之后。由于林彪的叛国出逃,他又曾中意于王洪文,最后在不得已中,挑选了华国锋。即便如此,他在临终时仍是放心不下,说了将来可能是“腥风血雨”这样的话(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甚至包括林彪,都不曾想到中国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它不仅改变了原本的政治秩序,也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无数人的命运)。本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是充满了信心的。这从他对斯大林教训的评论和他谈话时的挥洒自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由于国内国际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最终没能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对一个我们这样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说来,这个“没有解决好”是意义深刻的。它至今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中情局报告真正的荒谬不然,在于它又采用了一贯的“激进”、“温和”、“保守”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用的理论模式。然而,当他们使用这种模式时,几乎是屡试屡败,毫无可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对中国的知识太少,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了解太肤浅了。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政治和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充满矛盾,但有自己运行规律。中情局专家们真是想不到,邓小平在1966年之后又经历了两次政治沉浮,最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而他们当时承认还无法预测的中国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领袖,也顺乎其然地产生了。这种“偶然性”的结果,最终只能归结为人民意志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具有历史的内在逻辑。它可能因为某种意外暂时中断,但最后仍然会按照自己运行轨迹发展。西方的分析家们,在这种郑重的历史选择面前,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他既占有不了全面信息(如在中情局报告所附的邓小平简历里,专家们就承认,他们对邓小平的私生活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说:“与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人不同,邓的妻子从来没有与他一同露面。很可能,邓未婚。”);又对“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律缺少认知。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显得实在太“脆弱”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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