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
作者：■青石
2月22日，罗申被苏联政府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当即返回中国。
就在罗申得到任命的几乎同时，希望国共停战和苏联准备调处国共冲突的消息已经在南京被炒得沸沸扬扬。
先是2月21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在南京发布消息称，司徒雷登大使对合众社记者发表了一项谈话，称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是实现和平。他希望南京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所有集团，特别是有政治觉悟的反对党，自己组织起来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而不是继续军事冲突。合众社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司徒雷登认为：“最有可能的解决是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第二天，合众社又有消息说：（一）据中国某权威方面告本社称，蒋主席已同意某高级官员之意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二）据可靠方面消息，苏联已经以间接方式提出和平解决两党冲突的建议：一、中共控制政府；二、国民党不受压制，但在政府占少数党地位；三、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应完全由共军负责。据中国某高级官员说，政府决不以任何方式正式承认获悉此项建议，且可能否认曾获此项建议。彼称，此一建议系由苏联驻华某一不重要外交代表作非正式接触时提出的。不仅如此，据悉苏联方面还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邀请国共各派代表出席，按照苏方计划成立协议。他又称，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但此项建议想系苏联对美国援华方案的对抗。（三）苏联驻华某官员已非正式地表示了苏联将参加调停中国战事。
但是，紧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及行政院新闻局都发表声明，声称合众社所得到的消息纯系谣言，意图扰乱人心云云。司徒雷登也与中新社记者进一步谈话，否认他曾对合众社说过“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可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恢复谈判”之类的话。
不论司徒雷登和南京政府如何辩解，有关和谈的消息在南京闹到如此轰动的程度，已经充分显示出国民党上层是有相当力量在企盼和平的。当然，由于要到4月才能最终决定美国援华案的命运，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他很清楚，美国人是为了反共才给自己援助的，不要说他并不愿意与共产党言和，就是想，现在也不是时候。所以，当有关蒋介石已同意某高级官员的建议，恢复国共谈判的报道一出来，他就急忙派自己的秘书长沈昌焕去找司徒雷登进行澄清。沈称，苏联武官罗申离华前确实向张治中和邵力子再度做出过愿意安排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表示，但张治中随后进行的和平活动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同意。因为，委员长相信，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其更大的世界性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正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自然也希望在满洲造成同样的局面。这样再包括外蒙古，就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缓冲带。沈坚持说，不论是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都不希望或不相信这时有可能与共产党和解。
然而，这个时候司徒雷登拥有各种消息来源，他并不认真看待沈昌焕的解释。在向国务卿转报沈昌焕的说法之后，他指出：未必能够完全相信沈焕昌的说法。因为有证据表明，张治中至少经委员长默许，向苏联人了解过在停止内战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步骤。如果请求美国给予的特殊类型的军援没有很快到来，据信政府是可能利用罗申将军这个渠道，接受苏联调停内战的。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并不认为由苏联出面调停是一件坏事。他强调说，苏联的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因为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这至少会减少可能发生的灾难，即避免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至少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首先，也是真正有心想要沿长江搞“南北朝”的，其实是美国人，而非俄国人。
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援华法案》，为期12个月，总数为46 300万美元（后又削减了6 300万美元），但只同意将其中的12 500万美元交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其它只能用于经济方面。次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法案。但无论如何，钱既然到了手，蒋介石就再度看到了希望，他的腰杆儿也就进一步硬了起来。
9日，因为“选举”总统和“竞选”副总统而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的国民大会终于闭幕了。在闭幕式上，蒋介石又信誓旦旦地重弹起消灭共产党的高调来了。他声称：经济和军事，诚然有若干危机，但远不如外界所传之甚。所以会传言纷纭，完全由我们自己造成恐惧，是受共党造谣而动摇。保持东北绝对没有问题，就是活跃在黄河以南的共产党军队，其实只要半年时间就完全可以肃清。有人说过不到6年共产党就会控制中国，我敢断言，不要说6年，就是60年共产党也没有力量控制中国。
进入到1948年4月份以后，不管蒋介石讲得多么天花乱坠，恐怕也很少有人真信了。4月以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各种传言自然也就大行其道。4月下旬，两位自称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民盟人士甚至悄悄告诉司徒雷登说：共产党有3点声明：（1）如果委员长撤退军队，和谈可以恢复；（2）如果承认目前的“国大”是非法的，且委员长不做政府领导人，仅保留其他任何职务，和平亦有可能；（3）如果委员长坚持不放弃内战作法，周恩来建议，在执行反政府的破坏计划时，采取吸引自由主义者和人民的政策，直到委员长认识到形势为止。司徒雷登由此得出结论称：上述条件表明，如果委员长不领导政府的话，共产党是希望谈判解决的，他们愿意与政府和谈。而在他看来，罗申大使也负有相同的使命。
共产党真的希望在上述条件下和谈吗？罗申主张和平，是否意味着莫斯科认为只要蒋介石下台，就可以停战呢？值得注意的是，5月22日苏军对外作战部主任给远东苏军马纳加罗夫中将的电报，并不这样认为。电报说：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进展，我们正在制定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就我们而言，中国反动分子获得胜利将极大地增强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地位。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久前苏联政府决定加强我们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援助的原因。“根据以上所述，你应当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州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动炮以及飞机装备也将提供，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接受训练。”“波克罗文少将已被任命管理这些物资，他归你领导。一旦你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关于他们军队的具体需要的书面清单，你可以立即满足他们的需要。此外在伊尔库茨克，现在正在建立一支顾问团，它由我军一些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军官组成。一俟组建完华，顾问团将立即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顾问团的所有苏联军官将归费坚科中将领导，他已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团长。”
在这之后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面这封电报中所提到的帮助都已经在具体实施之中了。除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以外，为了帮助东北野战军的迅速推进，莫斯科这时还应中共东北局的要求，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必须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利地保证了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需要。莫斯科这时要求负责提供后勤帮助的苏军将领马纳加罗夫：“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州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不难看出，苏联这时并非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持消极观点。恰恰相反，由于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莫斯科更渴望看到远东的中国掌握在共产党人，而不是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由此可知，在苏联方面秘密协助人民解放军发动大举进攻的情况下，罗申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莫斯科为了欺骗美国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掩护行动。之所以要这样做，则与斯大林一贯的谨慎有关。他曾明确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中，不要被成功冲昏头脑，要看到胜利中可能包含的危险因素。从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斯大林所谈到的危险因素显然不会是指国民党，而是指美国。换言之，斯大林这时大概对解放军能否顺利夺取全中国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也确实害怕美国人会找到推翻雅尔塔协定的口实，因此希望以这种外交行动来表示苏联并没有支持中共夺取全中国的意图，从而以此来牵制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事实上，在1948年秋冬以前，不仅斯大林还估计不到中国共产党何时能够夺取全中国，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夺取全国胜利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美国人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他们不仅认为苏联并没有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因而坚持限制对国民党的军援，生怕刺激苏联采取同样的作法。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人也都认为，共产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华中，长江以南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罗申回到南京以后向国民党人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时断时续和令人迷惑的。6月4日，据国民党国防部的官员称，罗申表示希望中苏两国能在有关对日和约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为此，他声称，苏联可以增加对中国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的经济项目。因为，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愿意看到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他同时威胁国民党，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将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利益。间歇了两个月以后，罗申才又在8月25日与王世杰的会晤中，重申了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的意向。至于为什么在共产党逐渐占据军事优势的时候，莫斯科不支持共产党，反而愿意帮助国民党，司徒雷登得到的解释是：罗申强调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没有资料证明司徒雷登得到的谈话究竟是不是可靠。考虑到苏南关系这时刚刚破裂，相当一部分苏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也将信将疑，司徒雷登的这个消息未必全都是捕风捉影。不过，至少在这一年夏秋，莫斯科始终在加紧向东北解放军提供各种帮助，而毛泽东这段时间也在与斯大林频繁通电，讨教有关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因此，罗申的使命恐怕多半还是斯大林的障眼法。
有关罗申使命的种种猜测，在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之后，已经不大能够听到了。因为，当9月24日解放军占领济南，以及夺取东北的辽沈战役打响之后，罗申再也没有主动做过希望调解国共冲突的表示了。
11月2日，东北最后一个大城市沈阳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不仅损失了几十万精锐部队，而且丢了整个东北。眼看华北就要成为解放军的囊中物，淮海战场上又陷入困境，国民党高层领导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回到乌鲁木齐的张治中再度成为和谈的主倡人。他直接从新疆上书蒋介石，力劝蒋从谏如流，赞同和谈。蒋介石这时也顾不了自己的面子了，一面手忙脚乱地召集会议推测东北解放军下一步将会如何行动，一面打电报把张治中从新疆召回南京，要他去向罗申大使游说和平。想不到这一回罗申反倒端起了架子，王顾左右而言他，推三阻四地不肯表态。于是，监察院副院长刘峙、副总统李宗仁、国府委员邵力子，再加上张治中……，国民党人像转风车一般，几乎是轮流去苏联大使馆做工作。只不过，这个时候罗申的和平使命已经不复存在，况且形势也已经由不得罗申或莫斯科来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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