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
作者：■青石
无独有偶，许多年以后，随着美国和前苏联的档案相继公开，人们吃惊地发现，从1947年秋冬开始，俄国人就已经在试图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了，罗申多次秘密游说尤其引人注目。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1947年秋冬以后正是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时候，分明是中共盟友的莫斯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联系到毛泽东关于斯大林1949年曾经想搞“南北朝”的说法，就更让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了。于是，一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也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解释就是：“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观点”。
为什么同为共产党，苏联领导人会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态度？难道中国革命胜利不是更能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更有助于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吗？对此，人们的解释不尽相同。有学者解释说，斯大林从来不相信毛泽东，他害怕东亚出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国，宁愿看到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学者则认为，关键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他不认为解放军具有夺取全中国的力量。而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问题出在雅尔塔，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已经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外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军的推进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斯大林最怕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
但是，斯大林真的对中国革命持消极观点吗？这一点似乎与事实有些出入。一个明显地难以解释的矛盾是，恰恰就在罗申开始积极执行他的秘密调处国共冲突的使命的几乎同时，即1948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不仅仅是在言论上，而且是在行动上。
蒋怀疑美国中途换马威胁将转而求助苏联
自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之日起，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武力较量的过程。但是，一直到1946年底为止，两党之间至少还是打打谈谈，没有完全撕破脸。直到这一年秋冬，蒋介石自恃依靠美国装备的几十个师已经训练停当，在美军的帮助下，华南、华东、华北及东北的各个战略要点也已顺利取得，他便再也不想和共产党敷衍下去了，决心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蒋介石发布的手令当中，他估计，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使“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相对而言，宋子文、陈诚和白崇禧等人的估计更加乐观，白崇禧估计最多半年就可以解决问题，陈诚相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宋子文干脆断言不出两个月就可一举扫平共产党。
致蒋介石必欲对共产党动武，纯粹是经验所致。因为，在蒋介石的经验里，不论十年内战双方交手有过多少胜负，总是国民党越打越大，而共产党越打越小。相反，八年抗战，国共和平共处，共产党一下子就从4万人猛增到近百万之众，从陕北一隅之地一下子发展到整个华北和华中，如今又扩展到东北。如果再这样共处下去，国民党的天下岂不渐渐地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因此，走向武力解决这条道路，在蒋介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除了3月29日胡宗南进占延安让《中央日报》热闹了几天以外，南京国民党人在底下得到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沮丧。从一些国民党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坏消息一度是纷至沓来。到5月间，包括像外交部长王世杰这样坚定支持对共产党动武的高级官员，都深为军事上的挫折震惊不已。因为据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人说，由于士气衰颓，将领腐败，近数月来仅东北国军之消耗就在40个营左右，约三四个师，东北的5个军目前已经只剩下3个军了；而山东的损失更惨，达19个师之多。战争刚刚开始就遭遇如此惨败，也难怪内外舆论都不看好国民党。
形势逼人，一个月后，在国民党中政会上，国民党元老张继仗着资格老，开始大放厥词，声称他不是信不过蒋介石，但如今的形势实在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派往东北的军队已经是国军最精华的部队了，结果却连吃败仗，消耗不断，再打下去，不仅北方不保，怕是南方也难保了。到那时，我们真的要做白俄不成？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和立法院长的孙科也牢骚满腹，且直言不讳，称：要“剿”共，或者是美国能大力援助我们，或者是苏联不援助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现在是美国也不助我内战，苏联也不停止帮助共产党，怎么“剿”共？我一年前就讲这个话，可惜没人听。依我看，事到如今，怕是应当下决心立即从东北撤兵，以退为进，把东北问题国际化，这样至少还可以巩固华北的防守。看来，蒋介石也看出死守东北不是出路了，因为他这时曾暗中布置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询问撤出东北的可能性。
仗既然眼看着打不下去，和谈的呼声自然又会高涨起来。先是民主同盟的代表在参政会上呼吁两党恢复谈判，接着国民党高层也专门开会讨论。只是，进入7月前后，林彪的部队围攻战略要地四平街未果，东北的战事一时又得到缓和，国民党甚至发布文告公开通缉毛泽东，和谈的呼声自然很快被战争的叫嚣湮没了。7～8月间美国政府派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前来中国实地考察，国民党人更是满心欢喜，以为大笔美援即可到手。不想魏来华后印象极差，言论中几乎把国民党贬得一无是处。这件事又把蒋介石弄得坐卧不安，以致不得不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找来，拐弯抹角地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换马。性格孤傲的蒋介石当然不想成为美国人的俎上肉。在9月上旬的国民党中执会上，蒋介石公开放出话来，声称中国未必一定要依靠美国。中国的对日政策与苏联一致，在保持与美国的传统友谊的同时，中国也盼望加强与苏联的联系。随后，国民党官员多次告诫司徒雷登：如果美国再不提供有效的援助，我们将向苏联求援。
明明知道苏联援助共产党，如何去向苏联求援？在司徒雷登看来，这不过是蒋介石等人的激将法。但在一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这却未必不可行。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到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和中亚闹得不可开交，关系恶化，知道苏联一定希望在远东中国不会完全倒向美国。再加上美国试图撇开苏联订立对日和约，苏联正有求于南京，因此只要能够给苏联一些甜头，比如默许插手中国东北事务，并重开国共和谈，苏联未必不会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人开始做出各种姿态向苏联示意。王世杰在旧金山向苏联代表明确表示愿意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态度，孙科则公开发表谈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苏联出面来调停国共战争。
南京国民党投桃送李，迅速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兴趣。这个时候，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刚刚破裂，冷战正在开始，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和美国大力扶助希腊与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这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挑起事端，苏联确实希望能在远东拉上一个援手。何况进入9月以后，中共在东北顺利地展开了大举进攻，很快就把北满和南满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充分显示中共在东北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使苏联手中的筹码更加有利。因此，莫斯科很快就做出了试探性的反应，小心地回应了南京政府的呼吁。
说莫斯科反应小心，是因为它撇开正常的外交途径，没有通过驻南京的外交官向国民党传递信息，而是通过其驻伊朗的大使萨奇科夫，在10月19日利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委婉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看法。在这次看上去似乎是很不经意的谈话当中，萨奇科夫大使表示：苏美关系的恶化，并不意味着苏中关系必然恶化。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他最后提议苏中可以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举行会谈。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回应，国民党内主和派迅速行动起来。由于1947年11月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更加被动，无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解放军到处都展开了攻势，国民党处处紧张。为此，南京国府委员邵力子等一纸电报把在新疆做主席的张治中叫了回来，希望这位深得蒋信任，抗战期间又曾与周恩来长期共事，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将军担当起沟通两党关系的重任。
张治中一到南京就立即在国民党上层开展游说，并很快取得了众多高层的共识。12月20日，蒋介石邀他共进晚餐，他白天专门去找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罗申，试图进一步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据他后来告诉司徒雷登说，尽管与罗申的谈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但他已明确告诉罗申，中国不会被拉到苏联一边反对美国，当然中国持久的困境与灾难也于苏联无益。因此，莫斯科最好能够敦促中共停战，此实为上策。
当晚，张治中在蒋宅当着蒋氏父子的面，力劝蒋介石不要继续这场旷日持久而又徒劳无益的战争。他断言，以目前的形势，战争的结果国民党一定失败。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恢复政协协议。蒋反驳说，他不能主动建议重开谈判。而张坚持认为，采取一定的办法说明政府的态度，共产党是完全可能对和谈建议做出反应的。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但最后还是表示张治中可以促成此事，只是要谨慎从事。鉴于此，张治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介绍他的这番努力，希望美国也能够持积极促成的态度。他颇为感慨地说，蒋介石静听他的劝谏而不加反驳，甚至允许他继续努力，这在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
罗申受命做和平游说斯大林下令援助中共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令，罗申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没有对张的建议表明态度。
但是，两周后，莫斯科给罗申的复电来了，赞成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因此，1948年1月7日，罗申把张治中约到使馆，说明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他表示：中国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不但是我个人希望中国和平，我们苏联政府和领导人，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因为只有和平，中国才有希望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强盛的国家。如果南京政府有此希望，苏联方面可以考虑出面安排两党和谈。
罗申公开表态愿意出面调处国共冲突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1947年10月苏联等国共产党公开宣告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月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则向国会提出了总数达几十亿美元的大规模复兴欧洲的援助计划。鉴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明显形成，蒋介石毫无疑问不愿意给苏联人一个错误的信号，好像中国有可能站在苏联的一边。再加上，蒋介石估计，既然美国决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以对抗苏联东欧集团，它当然也会帮助他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因此，蒋介石很快就重新燃起了争取美援的热情。经过与王世杰等人商议，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在4年期间援助15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建议。随后，王世杰和驻美大使顾维钧等即为此开始积极活动，四处游说，以求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罗申的表态不免会遭到冷遇。王世杰就对蒋介石直言相告：此为苏联离间中美的一个阴谋，“决不可与之商谈”。
为了表明自己坚定地追随美国的决心，王世杰还在2月7日特意把司徒雷登请到家里，直接向他通报了罗申试图调解国共冲突的消息。他说：一个月前苏联武官罗申开始与中国官员探讨这个问题，但罗申的建议遭到了委员长本人的坚决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描述了头一天与苏联使馆费多林柯发生争执的情况。说：由于罗申的建议遭到反对，目前共产党正加紧进攻沈阳。显然，苏联政府估计国军难以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势必撤出沈阳，苏使馆的费多林柯昨天专门来过外交部，要求保护在东北的苏联公民，以免在国军撤退过程中发生不测事件。王话中有话地答复称：苏联侨民会与其他友好大国的侨民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苏联不做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的话。费多林柯当场抗议说：苏联从未有扰于中国。王很不客气地回答：你们有必要考虑一下1945年8月苏军进入满洲以后都做了些什么。
蒋介石和王世杰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在王世杰向司徒雷登“交心”两天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国会提出了援华案，说明准备于1949年6月底以前以57 000万美元援助南京国民党政府。王世杰所不了解的是，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援华案时，特别强调说明了援华与援欧性质之不同。他明确讲，援助低能、贪污、士气低落、难以自保的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管国民党政府，承担无穷尽的义务和种种严重后果。而如果背上国民党政府不断失败的包袱，美国就难以在更为重要，更具有自由民主传统，因而也更容易应付和消灭共产党的西欧发挥作用。而在此后决定这笔贷款命运的参院的讨论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参议员所持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参议员们的下面这段讨论也许更加传神：
乔治说：“我对中国是同情的。但是我担心5.7亿美元如果到了蒋介石手里就纯粹是浪费钱财。是这么回事，它是一场浪费。”
康纳利说：“对整个中国来说，给5.7亿美元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中国弄得我够心烦的了。我怀疑你们是否能帮它的忙。”
洛奇说：“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能实现的目标不一定能在中国实现。先生们，如果有朝一日要我们派军队到中国和俄国去，我们就完了。美国可没有足够的人力去保卫中国。”
康纳利又说：“我想对这个法案我还是得投赞成票。不过我知道那是浪费钱。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范登堡（主席）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现在可不是谈理论的时候。众院一门心思要把军援写进法案，他们想把援华和援助希腊、土耳其等同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注意报界的批评，说我们无视中国，让它完蛋。众院现在把自己和中国扯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政府真完了，而我们参院又没有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谁肯承担这个责任呢？现在的问题是要用最少的钱来应付这个局面。”
希肯罗泼说：“我想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点钱，但不要标明用途。不然就要和打仗扯在一起，那才真叫冒险，可真要天下大乱了。”
还不很清楚斯大林这时是否已经了解到美国官方的这种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这时多数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其实是一样的，谈不上有谁主张派军队到中国去帮助抵抗共产党。包括最激烈地主张援蒋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蒲立德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主张要加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作用和提供军事援助罢了。因此，莫斯科其实早就在大胆称赞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了。还在1947年4月，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接连刊载署名文章，指名道姓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军队”。1947年底和1948年初，《真理报》等苏联报刊，更是不断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欢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已经到来。
可以进一步证明莫斯科同情中国革命态度的，是我们许多年前就知道的斯大林这时的一则谈话。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杰拉斯在回忆中记述的那段著名的言论。他记述说，1948年2月10日，当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和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因为讨论到要不要支持希腊共产党起义这件事，有人以中国革命并未遭到外国干涉为例，来证明美英未必一定会对希腊共产党的起义进行武装干涉。对此，斯大林答复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中国的情况不同，远东的形势也不同。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协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地把起义收起来。”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就发生在罗申表示苏联愿意调处国共冲突之后不久，罗申这时又正好在莫斯科。12天以后，他就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似乎也并没有停止他的游说工作。注意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的上述态度，不难想象罗申的和平使命未必带有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意图。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事实上这个时候的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备感骄傲和庆幸的事情。斯大林的态度也很明确，即肯定中国革命，并且相信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的复杂情况，美国多半不会进行干涉。为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自己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因过分担心美国干涉而“建议”中国同志去同蒋介石妥协，是犯了错误。
实际上，斯大林这个时候对中国革命还有更为惊人和直白的谈话。
3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我曾经讲过，世界将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不仅如此，“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当然，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仍会维持较长的时间，但是，我要重申，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为此，“我们应当毫不延迟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最重要的王牌是并将永远是亚州。”而在亚洲，“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更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它已成为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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