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我国发展天然橡胶纪实
作者：■ 许人俊
天然橡胶的选择性很强，与东南亚主要产胶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相比，我国纬度偏高，气温偏低，台风频繁，灾害较多，土质较差，自然环境不理想，容易出现橡胶的病虫害。虽然在广东发现有零散的橡胶树，但大面积种植橡胶树的不利因素确实很多，风险性极大。党中央、国务院深知此中的艰辛，在调动部队向荒山野林进军的同时，又从各地抽调林业科技人员到海南组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并选调国家林业部特种林司司长何康，到海南岛担任首届所长、院长（后任农业部长）。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只有500多名林业院校毕业生。为适应种植天然橡胶树的需要，中央下决心将400多人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同时，还向社会广招贤才，聘请有识之士到华南垦区当顾问，提供咨询，指导工作。许多爱国华侨热烈响应，给予大力支持。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特别关心，曾到橡胶农场考察，现场指导工作，对橡胶园的种植、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广东归国侨胞、高级工程师徐广泽，是新中国第一个选育橡胶良种的专家。他1946年从橡胶王国马来西亚回国从事教学工作，1950年辞去中山大学讲师职务，积极参加广州军管会组织的海南橡胶考察团，开始献身祖国的橡胶事业。经过一个多月现场考察，他提出海南岛虽在北纬17度以北，但从气候、土壤、雨量上看，发展橡胶大有前途。他整理了大量调查资料，为领导部门对种植橡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51年，他又带领5名学生钻进海南的老胶园里，精心选择900株高产母树，并用芽接法培育自己的良种。1952年，当海南拉开垦荒植胶序幕时，他带领7名学生第三次进入海南，对全岛几十个胶园的优良母树全部作了精密鉴定，并指导植胶人员播下了800多亩良种，撰写了十多篇很有科研价值的植胶论文，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橡胶育种》教科书。
为加速实现橡胶良种化，徐广泽还积极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并以“一代多次”增殖法代替“一代一次”繁育法，从而使橡胶繁育速度加快3倍。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海南垦区首先育成了抗风、耐寒、高产良种“海垦1号”，为我国突破国际禁区，在北纬17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橡胶，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曾创造性地提出，在海南岛运用适当密植，增加胶园每亩株数，对付台风的频繁侵袭，确保胶树减少损失，推广后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小气候环境极为复杂，俗称“十里不同天”。在那里种植橡胶，生产技术上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然而，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不负重托，经反复实验和科学研究，终于总结出一整套适合当地气候特点的抗寒植胶科技措施，使云南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能大面积种植橡胶，而且实现了大面积高产丰收。目前，西双版纳橡胶亩产平均100多公斤，在国内位居第一，在国际橡胶生产国中也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已超过号称橡胶王国的马来西亚，为中华民族赢得了骄傲和荣誉。
我国橡胶科技人员，勇于开拓创新，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奇特作用，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仅据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统计，1954～1984年30年间就取得科技成果274项，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是世界先进水平或占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惟一在北纬18～24度地区大面积植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世界新纪录，改写了国际橡胶权威的传统理论，为我国和世界天然橡胶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趣的是，我国橡胶工作者历来只注重默默奉献，不求声张宣扬。直到80年代初，在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新华社记者任泽励写了一篇报道，被《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才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国内外人士广泛注意。国家科委拍案叫好，认为如此重大惊人的成果早该获奖了。随后，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的奖状和奖杯，终于伴着鲜花和掌声，送给了长期埋头苦干的橡胶科研工作者。这是我国科研领域内的最高奖赏和荣誉，国际橡胶界对我国橡胶事业，也因此而刮目相看。
1980年，我国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宗道、橡胶研究所所长刘松泉，应邀出席国际橡胶研究委员会，我国从此成为该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并在该组织的科研及学术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3年5月，国际橡胶会议特意选择在我国首都召开。近百名著名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听取我国代表介绍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在北纬18度以北大面积成功种植橡胶和胶苗早期预测等研究成果，使各国专家赞叹不已。第二年，国际橡胶研究委员会又委托我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期国际橡胶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法国等国的橡胶科研人员，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橡胶科研领域内的声誉。
中央领导情系橡胶园
50年代初，数十个团的植胶部队和十多万民工进入广东、海南、云南热带雨林施工后，面对瘴气弥漫的深山野林，尽管广大指战员和民工们热情很高，昼夜奋战，但体力毕竟有限，消耗很大，效率不高，进度不快。
华南垦殖局的领导和苏联专家顾问组研究后，认为必须改变作业方式，加大机械施工的力量，减少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可是，当时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欲增加施工机械谈何容易。华南垦殖局决定派计划处长进京汇报情况，并将开发橡胶所需的动力机械、运输工具等物资清单，呈送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他们立即转报周总理审定，周总理作急件处理，迅即批示“李强同志明天去苏联，请他带往莫斯科”。苏联政府极为支持，不久各类拖拉机、挖掘机、采伐机、运输车等，先后经过西伯利亚进入我国境内运往华南垦区使用。
当时，浩浩荡荡的垦荒植胶大军，大多分驻在远离城镇的荒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粮、油及副食供应极为困难。为确保后勤物资保障不受阻碍，1952年底，中央领导同志特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关于华南橡胶垦殖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强调植胶部队仍保持原建制番号和供给标准，“凡因垦殖工作而增加经费者，由垦殖总局报中央林业部批准后实施。”
在五六十年代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心系天然橡胶事业，起先是党中央副主席朱德和副总理邓子恢多次结伴同行，赴海南橡胶农场调查研究。后来，刘少奇主席又由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央的罗瑞卿等陪同视察，他指示海南橡胶垦区“种好橡胶，发展生产，巩固国防”。至于后来担任农垦部正、副部长的王震、肖克等将军，则是多次深入到橡胶农场，现场研究和指导开发工作，为我国橡胶事业出谋划策，建功立业。
周恩来总理更是为这项事业耗尽心机，从制定橡胶发展规划到生产建设，从机械设备、技术措施、经营管理到职工生活等，都亲自过问。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曾亲自归纳了“控大灾、施重肥、修梯田、造防护林、种覆盖作物”的植胶经验。1960年元旦刚过，他就指示进一步加快发展橡胶的速度，要求国家计委、经委将广东橡胶垦区需要增拨的资金、物资列入国家计划，并要求军委在3年内为橡胶农场补充4万名复员转业军人，同时对发展橡胶事业所需的粮油、人才、物资等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
90年代初，联合国一位官员在考察我国垦区后，曾感慨万分地说：“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创造的是一个辉煌。”这是国际友人对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登上世界高峰的热情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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